如今算算，至少得往回数七八年的光景。从那时起，吴劳见到我就会说：“小黄你写这个写那个怎么不写我呢？我真想看看你怎么写我啊。不过，我又想，如果你知道会让我看，就写得拘束了，就不敢说真话了。这样想想，还是等到我死之后，你再动笔吧。”

　　我总是回答得很干脆：“就你这么好的精神头，我哪有机会动笔啊？”

　　这话不是揶揄，更不是客气——我知道，吴劳平生最恨的就是“假客气”。跟他说话，我若加个“您”字他就要鄙夷，一口一个“吴老师”也会显得别扭生分。最后我豁然开朗：反正上海话里“劳”与“老”同音，一声“吴劳（老）”在他听来是最顺耳的直呼其名，在我，却正好挥去“没大没小”造成的隐隐不安。总而言之，说他精神生猛长命百岁，真没有些许恭维客套之意。没有比这话更由衷的了。在我以及许多同事朋友的眼里，元气充沛的吴劳，是不会死的。

　　这种信念，在他近两年频频心脏病发作送医时，不曾动摇过；在他近半年住进医院后就再也出不来时，也没有动摇过。甚至，前天早上一踏进办公室，明明白白地听到吴劳去世的消息时，我也只是恍惚了一下，没有真信——仿佛“死”这种生硬的邮戳是不可能盖在一具从来不肯安分的躯体（毋宁说是大脑）上的。“格宁，哪能哈西？”（人怎么能死呢？）吴劳总是操着一生未改的乡音（带着昆山腔的苏州话）质问我，然后不等我回答就一挥手将思路弹射到无远弗届。我起初还笑还争辩，小心地像对待其他老人那样避开所有不祥的字眼。后来我想明白了，不惮用“死”跟老爷子开玩笑，其实倒是等于跟他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死”这种东西就在我们的谈笑间世俗化了，变得有形有迹有表情，仿佛可以拍着肩膀嘲笑，指着鼻子对骂——那不正是吴劳的强项吗？我以为，经过这些年的较量，他早就赢定了，或者说，早就跟它握手言欢了。

　　再往回数数，须得将吴劳的形象嵌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当年的情境里，我才能让画面在眼前活动起来。1997年，我本科毕业到译文的文学编辑室上班，每天都像是坐一趟时光隧道。延安中路弄堂深处的旧洋楼，一路要经过好几扇彩色玻璃，才能走到顶楼的文学编辑室。房间颇暗，大半是被堆得乱七八糟、随时会引发一场塌方的书——各个年代的书——遮挡了光线。须得在门口喊一嗓子，才会有人从灰扑扑的书堆里挣扎着露出上半身。基本上，我想到那间办公室，总觉得不是走进去而是“钻”进去的。每天上班钻进去，坐定，刚喝下半杯茶，就听到吴劳沿着木制楼梯拾级而上的脚步声。走一步，喘一步，叹一声，间或还夹杂几句自言自语。他一生音量惊人，哪怕在医院里卧床不起，一开口也能震得邻床的病友找护士投诉。可想而知，当年尚且硬朗时，他在楼梯上的“自言自语”，整栋楼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在我之前，文学编辑室已经有十多年没有招过新编辑。骤然落进这个与外界迥然相异的时空里，无论是环境之于我，或我之于环境，都充满崭新、鲜明、挥之不去的印象。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单位，会有吴劳这样75岁的返聘员工，尽管晚来早走，但风雨无阻。“不给他发工资他也会来，”同事都这样说，“他离不开这里。”

　　事实上，“这里”更离不开他。在电脑不够普及、网络还是一个传说的年代，吴劳凭着他的photographic memory（照相式记忆），成了全社的walking encyclopaedia（会走的百科全书）。在博闻强识（尤其西方文化）上，在查阅各种资料以解决翻译疑难的能力上，吴劳是当仁不让的权威，天晓得他浩瀚的大脑里分门别类地装下了多少索引卡片。比方说，外文小说对话里随口提到一个人名，我们个个摸不着头脑，吴劳记忆里的某个抽屉却已经徐徐打开了。“是那个电影吧，格蕾丝·凯利演的，对，一定是。”说话间，他已经循着这线索，从一本厚厚的原版电影史后面的索引中找到了格蕾丝·凯利的词条，再从她的演艺生平里找到片名，最后从片名找到电影中这个人物的名字。　　“Bingo!”老头的脸上已经挂着掩饰不住的得意，就等我们尽情讴歌了。关于这些绝活，他自己曾在文章里说过两句大实话：“我从小进了教会学校，通过大量观看西方电影并阅读英文报刊，成为一名十足的‘假洋鬼子’，1981年初进上海译文出版社做编辑，发现特别得心应手……”（《我当初是怎样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

　　有很多著名的翻译家都曾受惠于吴劳的“得心应手”。译文老读者若有心，翻检书架上的旧书，凡在责任编辑栏署上吴劳原名“吴国祺”的书，必然经过他一字一句的校勘与润色，而且大部分都是圈内公认的难啃的骨头。我到译文的第一天，就有其他老编辑搬来吴劳手头正在改的稿子要我选两页精读，让我直观领略“为人做嫁衣”的针线活究竟能达到何等考究的程度。“当然，”他笑笑说，“这只是给你看个努力的方向，也不是说非要到这种程度不可。除了吴劳自己，恐怕谁都做不到这样不惜工本。”

　　后来渐渐熟络了，也曾听吴劳私下感慨过两句：若非在改稿上耗费大量精力，原本自己还可以多译几本书的。确实，以数量计，吴劳的译作不算多，但其文本质量——哪怕隔了一长段时光看——都经得起推敲。《老人与海》和《马丁·伊登》当然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范本，但其实他译海明威的另两部作品《春潮》、《伊甸园》，抑或杰克·伦敦的《铁蹄》、辛格的《卢布林魔术师》，乃至早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的诺里斯的《章鱼》，字里行间都不乏呕心沥血的痕迹。与很多译者喜欢挥洒中文不同，吴劳特别重视吃透原文的多层次含义，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为“老老实实”的“全息翻译”。他会心疼文字所携带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的点滴流失，为此不惜查遍背景材料，详加注释。回过头看，经过长期耳濡目染，这种翻译观对我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至少，每当我遇到“抗译性”强的长句，企图用几个貌合神离的成语蒙混过关时，心里便有个声音在敲打我：这样不行的，吴劳会骂的。

　　都说吴劳过人的天分及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是社里的一座富矿，但你若想从中源源不断地挖掘出珍宝来，也不是一件没有门槛的事。首先得过语言关。像我这样从小长在上海的，每天数小时经受吴劳的耳提面命，也至少用了三个月时间，苏州话听力才勉强达标。除此之外，你还得具备横跨数十年的流行词语的基本储备，习惯他平均三句话里夹着五个字正腔圆的英文单词、外加一两句声情并茂的英文歌的特殊表达方式。这些还只是皮毛，更要命的是，吴劳年逾古稀还成天接受各种庞杂信息，以至于思路跳跃到近乎奔逸的地步：上一句还在宏论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下一句突然拐进寻常巷陌的水果摊，论述香蕉这种最适合老年人消受的水果是怎样一种尤物；你还在诧异香蕉跟改革有什么关系，他已经在问你有没有听过麦当娜的《Like a Virgin》了。这时候不管听懂听不懂，你最明智的反应就是拼命点头。老爷子自己从早说到晚，也要求听众做出热烈的反应，否则你是要挨骂的。

　　凡进过这间办公室而没有挨过吴劳骂的，大概屈指可数。吴劳的火暴脾气是出了名的，你工作疲沓要挨骂，反应迟钝要挨骂，观念落后不及时更新知识，抑或为人处世躲躲闪闪虚与委蛇，更要挨骂。一旁冷眼看去，有时候暗地里佩服他目光犀利，有时候也难免埋怨他不分青红皂白伤及无辜，或者不谙世故好心办坏事。我就亲眼见过一位译者实在受不了吴劳的数落，恳求编辑室主任，无论如何也要换别人当他的责编。

　　编辑室多年才来我这么一个新鲜人，当然迅速成为满足吴劳倾诉欲的不二人选。他那些已经在别人耳边磨出老茧的坎坷经历，在我听来，个个都是震撼人心的新故事。出生于苏州大户人家，成长于上海圣约翰教会学校，解放后怀揣外交官梦想奔赴北平外国语学院，到了目的地以后却发现自己进了“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再后来是沿着那个年代的常见轨迹急转直下：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去劳教，四年；在机床厂当外包小工，七年……在吴劳的语汇中，“1978年”是个频频出现的字眼，因为直到那一年，他的人生才总算消停下来。在劳改农场，这位昔日娇生惯养的大学生，学会耐心，学会等待，学会生存第一，学会在一听说某个横死沟渠的死尸身上穿着他那件失窃的羊毛背心，就赶过去，冷静地把背心脱下来，穿回自己身上。

　　这些故事让我重新打量吴劳，重新审视他的自言自语乃至“疯言疯语”。我想，他的不耐烦，他的一点就着的脾气，他的那种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塞进无限语言的努力，难道不是对那段漫长的沉默岁月的反弹吗？憋得太久，就让他说说吧。

　　但是渐渐的，就连我的耳边也被这些故事磨出老茧来。我们都有太多忙碌的理由，忙到有几回吴劳说了一半突然停住，也毫无察觉。十年前，译文社从延安中路搬到福州路，老爷子从小洋楼落入格子间，上班路程还远了一倍。再过几年，八十五六岁的吴劳终于上不动班了，每隔一两个月来一次还得由外甥陪着（他一生未婚，无儿无女）。那个空位子我们又继续给他留了两年，直到不断传来老人家因心脏病住院的消息。每回去医院看他，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连说带唱，甚至说得更急促更时不我待，我连一个标点都插不进，只管听。是的，就像每每接到他的电话，一个多小时他也不会让你放下来，你只管听就好。太真实的人会映照得整个世界都为之尴尬，在我看，吴劳就是这样的人。如今，他在那边朗声嘲笑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谁还能听见呢？

 

作者：黄昱宁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