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本打算用20年译完《莎士比亚全集》，而实际上用了30年。译完后朋友们为他举行庆功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要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不是学者，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二是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三是活得相当久。“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众人听了，开怀大笑，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作为我，当然不能同梁相比，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我想我也大体具备。我不是学者，更不是天才，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相比，最为人知晓的也仍是翻译。
其实，即使这最为人知晓的翻译，也纯属歪打正着。过去有名的翻译家，如林琴南、苏曼殊、朱生豪、梁实秋、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丰子恺、冰心、杨绛、傅雷、王道乾、查良铮、汝龙等人，大多出身名门望族或书香门第，自幼熟读经史，国学西学融于一炉，中文外文得心应手。翻译之余搞创作，创作之余搞翻译，或翻译创作之余做学问，往往兼翻译家、作家甚至学者于一身，如开头说的梁即完全如此，也是众人开怀大笑的缘由，而我截然有别。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出生在东北平原一个至少上查五代皆躬耕田垅的“闯关东”农户之家——林姓以文功武略彪炳青史者比比皆是，但我们这一支大体无可攀附，出生不久举家迁出，随着在县供销社、乡镇机关当小干部的父亲，辗转于县城和半山区村落之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开始，定居在一个叫小北沟的仅五户人家的小山村。小山村很穷，借用韩国前总统卢武铉的话说，穷得连乌鸦都会哭着飞走。任何人都不会想到，那样的小山沟会走出一个据说有些影响的翻译家。
回想起来，这要首先感谢我的母亲。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如果母亲不把自己稀粥碗底的饭粒，拨到我的饭盒里并不时瞒着弟妹们往里放一个咸鸡蛋，我恐怕很难好好读完小学；其次要感谢我的父亲。爱看书的父亲有个书箱，里面有“三国”“水浒”和《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等许多新旧小说，使我从小有机会看书。同时我还想感谢我自己，感谢对看书毫不含糊的痴迷。我确实喜欢看书，不喜欢说话，不喜欢和同伴嬉闹。小时所有快乐的记忆、所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几乎都和书有关。现在都好像能嗅到在煤油灯下看书摘抄漂亮句子时，灯火苗突然烧着额前头发的焦煳味儿。
这么着，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成绩也最好。至于外语，毕竟那个时代的乡村小学，没有外语课，连外语这个词儿都没听说过。升上初中——因“文革”关系只上到初一就停课了，也没学外语。由外语翻译过来的小说固然看过两三本，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个真正的人》以及《贵族之家》，但没有意识到那是翻译作品。别说译者，连作者名字都不曾留意。这就是说，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完全没有外语意识和翻译意识中度过的。由于语文和作文成绩好，作为将来的职业，作家、诗人甚至记者之类倒是偶尔模模糊糊设想过，但翻译二字从未出现在脑海。
阴差阳错，上大学学的外语是日语。不怕你见笑，学日语之前我不知晓天底下竟有日本语，以为日本人就像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地道战》《地雷战》里的鬼子兵一样，讲半生不熟的汉语，张口“你的死啦死啦的”，闭口“你的八路的干活？八格牙路！”入学申请书上专业志愿那栏也是有的，但正值“文革”，又是贫下中农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所以那一栏填的是“一切听从党安排”。结果，不知什么缘故，至今也不知道，完全谜一样，党安排我学了日语。假如安排我学自己喜欢和得意的语文，今天我未必成为同样有些影响的作家，而若安排我学畜牧，在农业基本机械化的今天，我十有八九失业。但事实是，我被安排学了日语，并成为日本文学与翻译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成为大体像那么回事的翻译家。
不过，我没有受过专门翻译训练。既没有上过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班，又没有攻读有关学术学位。那么，这是否意味翻译不必做这方面的努力呢？回答是否定的。就此我想说两点。一是——上面我说过了——我自小喜欢看书，喜欢文学，这培养了我的文学悟性、写作能力和修辞自觉；二是大量文本阅读。即使在批判“白专道路”的“文革”工农兵大学生时期，我也读了多卷本《人墙》、《没有太阳的街》等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读研三年又至少通读了漱石全集。这打磨了我的日文语感，扩大了词汇量。我教翻译课也教三十年了，深感如今的大学生、研究生缺少的恰恰是这两点。而若无此两点，那么，哪怕攻读十个翻译专业学位，哪怕再歪打正着，恐怕也是不大可能成为翻译家尤其文学翻译家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成为翻译家，既是歪打正着，又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林少华】
林少华现任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著名翻译家。毕业于吉林大学日文专业，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日语系教授。因译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而为广大读者熟悉，此后陆续翻译32卷村上春树文集及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井上靖、东山魁夷等名家作品。林少华以优美典雅的文字和对日本文学作品气氛的出色把握，受到读者的推崇，同时他还应多家报刊邀请，撰写专栏，亦是国内知名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