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两国互为最大邻国，友好邻邦，两国的文字之交亦有300多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特别是在现代，自清末民初第一部汉译俄国文学名著、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问世以来，一百余年间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俄苏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学进程，成为激发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和塑造中国新文学品格的积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二三十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两次重要转型时期，形成了中国译介和接受俄苏文学的两大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国的文学，其地位和影响都无法与俄苏文学比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苏文学在中国几乎不被视为外国文学(叶夫图申科有诗云：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Китае—не иностранка)。改革开放后的十余年，也就是在经过文革十年的停顿之后，随着外国文学译介与出版工作的全面恢复，俄苏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是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虽然不再像从前那样一枝独秀，独领风骚，但在外国文学译介的多元格局中还是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
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俄罗斯文学的译介与出版遭遇了大幅度的滑坡，可以说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无论是新推出的译著数量，还是单本发行量，都是少得可怜。各家出版社除了“炒冷饭”，重复出版那些读者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家作品外，就连中国几家重点出版外国文学译著的出版社，有的居然连续多年没有推出一部俄罗斯文学新选题，俄罗斯文学译介与出版的惨淡，由此可见一斑。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限于时间，这里只提出问题，并谈些粗浅和零散的看法，而不做对策性的展开，希望能抛砖引玉。
造成目前俄罗斯文学译介的困难，有人说主要归因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综合国力、国家吸引力、文化软实力下降所致。其实不尽然。或者说，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跟互联网的冲击和人文危机的大气候有关。我们知道，互联网时代的崛起，改变了读者阅读方式和文化生活的组织形式，严肃文学和传统文学生活形式受到巨大冲击。关于这一点，学界是有共识的，毋庸赘述。而90年代以来的人文危机(与互联网不无关系)是一场全球性的人文危机，而非局部的，个别的，在中国、日韩如此，在欧美、俄罗斯也一样(拉斯普京有2006年访问上海时曾跟我谈起过)。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文学在文化生活中的中心地位风光不再，逐渐被边缘化；教育领域中文学地位的边缘化。这两大症候直接影响到本国的文学生产和生活，也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输出和译介。必须清楚地看到，严肃文学遭遇的译介困境不惟俄罗斯文学独有，其他国家的文学也大体如此。
二、跟当下文学组织形式的市场导向有关。我们知道，所谓全球化，其实就是资本全球化，而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学生活的组织形式到处可见跨国资本运作的影子，丹·布朗、史蒂芬·金、村上春树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资本运作的结果。资本和市场运作方式有利于西方老牌市场经济国家，而处于转型中的中俄两国则处于劣势，还处于探索和适应阶段。市场的冲击，不但影响原创，也影响翻译和出版的取舍。严肃作品发行量的下降，同时，出版成本的增加，使得自负盈亏的出版社面对没有盈利把握的选题时望而却步。尽管偶尔也有不计盈亏的出版社敢冒一些风险热心文化积累，近两年也偶有一些机构资助一些翻译出版项目，但总体上还是改变不了目前已结合出版的低迷状态。
三、跟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状态、作家的心态有关。多年前，文学俄罗斯报就当年俄罗斯文学创作的整体表现采访一位著名学者，这位学者很不客气地回答说：“艺术水准的持续下滑到了令人难堪的地步。”当然，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文学的成败得失，评论界一直争议很大，但并不排除，这位学者的说法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尤其是在学院派批评家中间。在目前多元复杂的文坛格局中间，有些倾向，有些作家的心态令人困惑。我这里且不说本来就引起诸多非议的“下半身”写作、商业化写作、写作狂式的文字泛滥之类，就连貌似俄罗斯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被有些评论家视为当代俄罗斯文学一大特征的“新现实主义”，其代表性作家也甘愿“自我矮化”，自我降格，宣称放弃“灵魂工程师”、“心灵的园丁”桂冠，以此为自己的犬儒主义姿态寻找借口和遮羞布。还有些作家只是把文学仅仅当做文字游戏，“宣泄”手段。与此同时，文字的粗鄙化、内容的琐碎化，也是当下俄罗斯文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倾向，这一点，就连有些当红作家也未能免俗。我们知道，俄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她有着更强烈的更自觉的道德担当和使命意识。思想性、严肃性、纯洁性是她的特质，商业性写作、“下半身”写作不是她的追求，也不是她的强项。这也是俄罗斯文学令人尊敬乃至敬畏的伟大传统。以个人浅见，当代俄罗斯文学能走多远，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传统，并在立足于传统基础上实现创新。评论家邦达连科在上海与作家和翻译家座谈时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关于十九乃至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情况我们都很清楚，我想知道，当下的俄罗斯文学对中国读者而言，是否还有其可取之处？”这个问题，既是严肃的译者和出版社选择作品的出发点，也同样值得创作者深思。当然，我并非要对当代俄罗斯文学一概否定，我要重申一遍，当下的俄罗斯文坛是复杂的，多元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但其呈现出的某些状态、某些作家的心态，以及由市场在背后推波助澜而大行其道的某些倾向，大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势，也是同我们所珍视的俄罗斯文学伟大传统背道而驰的。
四、跟译者的匮乏、合格的从业人员过少有关。我们知道，译者不但是作品的翻译者，还有可能是一些作家作品的发现者、宣传者，翻译和出版的推动者，从严复、鲁迅、巴金到当代翻译家，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文学翻译从业人员的偏少，造成一方面，即便有了选题也译者难寻，另一方面，也弱化乃至缺少了一个推动作品翻译出版的动力来源。近些年，随着老一辈翻译家的相继淡出，中青年翻译家的青黄不接问题日益突出，放眼全国，真正能胜任文学翻译(注意，我说的是艺术性的文学翻译，而不是技术性的文字翻译)，尤其是非英语语种的文学翻译者，屈指可数。文学翻译从业人员过少，跟稿酬过低，对青年译者缺乏吸引力有关系，也跟文学翻译本身难度大，培养译者周期长，成本高有关系。姜椿芳先生说“翻译家是大器晚成”。我个人在高校从事俄罗斯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业余时间也翻译过一些文学作品，从勃洛克到整个现代派，从罗扎诺夫到佩列文，对译事之艰辛，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有切身体会。另外，社会上对文学翻译工作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解上的缺乏也不利于译者队伍的充实和壮大。余光中多年前说过，翻译家论地位不如学者教授，论社会影响和知名度不如作家。必须承认，在对外交流空前频繁和外语教育规模空前庞大的今天，我们反倒面临着译者难寻的尴尬！
各位可能察觉到了，上述种种情况，始终有市场的影子在作怪。市场能满足读者的一时之需，却造就不了文学的千秋大厦；市场制造了“娱乐至死”的氛围和取向，却不能为人们赢得应有的价值和尊严。对此，没有信仰的写家可以放任自流，虔诚的作家不可以不察。有担当的翻译家和出版家同样不该缴械投降。中俄两国有着太多历史与现实的相似，各自的经验彼此间也最具有参照性和互补性，对方的问题往往就是自己的问题，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文坛，其现状和问题，跟当下的中国文坛几乎如出一辙。因此，两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加强交流互相借鉴是非常必要的。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商业化大潮和市场冲击，作为拥有悠久历史和独特传统的中俄两个文学大国，有足够的理由和资源在坚守与开放的张力中保持自我，自成一体。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考察，中俄两国的文学都不是依赖市场的文学，都不是拒绝道德担当和使命意识的文学。
最后，让我以赫列勃尼科夫的一首小诗结束自己的发言：
今天我还去集市和商场，
去同这生活进行对抗。
我要率领诗歌的大军
跟市场的冲击展开较量！
郑体武简介
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原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研究与翻译。著有《俄国现代主义诗歌》等专著5部，《高尔基与尼采》等论文50余篇，《俄国现代派诗选》、《勃洛克诗选》等译著10部，主编《白银时代俄国文丛》和教材多种。
因“在译介和研究俄罗斯文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先后获得俄罗斯作家协会颁发的奖状和俄罗斯文化部授予的普希金纪念奖章(1999)、第二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家”(2001)和俄罗斯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称号(2006)；因“在俄语教学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荣获国际俄语学会颁发的普希金奖章(2008)和俄罗斯俄语世界基金会“俄语年纪念奖”(2009)，“因在译介和研究俄罗斯文学、加强俄中两国文化和学术交流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获俄中友好协会授予的俄中友谊奖章和奖状(2011)、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授予的“名誉博士”称号(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