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万事俱备，有最好的翻译，最全的资料，出最新的全集，一切都太好了，可是，却没有人读了。也许一万个人里有一个人读，对文学和诗歌而言就还有希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微笑中带一声叹息。他说的这部全集的作者是一个曾经如雷贯耳的名字——托·斯·艾略特，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派诗人。日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的《艾略特文集》，几乎囊括了艾略特作为诗人、评论家和剧作家所撰写的全部最优秀、最有价值的作品，文集的中文译者也都是翻译与研究的大家，如李赋宁、汤永宽、裘小龙、张子清、卞之琳等。就是这样一套“梦想之书”，首印只有5000套，即便如此出版方还是十分担忧“能不能卖出去都不知道”。

      上世纪80年代校园诗歌氛围浓郁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拿到这套书时十分激动：“这是一套新书，但又不是新书。”他记忆中的艾略特的作品是伴随着停在复旦大学食堂前的小卡车而来的。“记得吗？那时候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是用车拉到复旦校园来卖的，中午食堂前围了一群人抢购。”听说，光是用这种方式，《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就卖了1万册。对于书中的选本译者，张新颖至今还记忆犹新：袁可嘉选艾略特的诗，《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用的是穆旦的译文，《荒原》是赵萝蕤重新修订的译文，“后来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里有了裘小龙等翻译的那本厚厚的《四个四重奏》，我好几个同学有一阵子书不离手，不断地在书页上划条条杠杠、波浪线、三角符号”。

      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代诗人

　　张新颖说，艾略特与几代中国诗人的关系就更加深刻了，“它们连缀起来就是一个很长的动人故事”。从清华外文系到后来的西南联大，艾略特在中国的传播影响了孙大雨、穆旦、叶公超、赵萝蕤和卞之琳等学人与诗人的作品风格。1947年，后来成为翻译家的王佐良曾这样描述：“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轻作家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穆旦于1949年赴芝加哥大学读英文系研究生时，成绩单上排在最前面的一门选课就是：托·斯·艾略特。张新颖这样解释这些青年人刚开始接触现代主义文学时特有的兴奋和沉迷：“西方现代诗击中了这群青年人在动荡混乱的现实中所感受的切肤之痛，并且磨砺着他们对于现实的敏感，启发着他们把压抑、郁积着的现实感受充分、深刻地表达出来。”

　　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现代派作品在我国读书界的流行，艾略特成为被更加广泛研究的对象。

　　今天的诗人不读艾略特就是倒退了

　　现在也还有不少人会背艾略特的长诗《荒原》第一节的开头：“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从死去的土地里/培育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文学的轰动效应过后，国内一般读者对于《荒原》的全文、艾略特的诗歌、这位天才人物对诗歌发展产生的影响，已经不再感兴趣。

　　艾略特真的过时了吗？并不。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组织了一次网上投票，请听众和观众推举“全国喜爱的诗人”（不包括莎士比亚），艾略特排名第一，约翰·多恩紧随其后。这说明，从上世纪20年代艾略特出道至今，他的诗学价值已经从文学艺术界的极少数前卫人士泽及最普通的大众读者阶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艾略特文集》主编陆建德认为，艾略特在100年后的今天还能够冠居诗坛，这与他的时代感是分不开的。艾略特曾说：“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他们的感受性是随时代而变化的。很多二流诗人之所以是二流的，就是因为他们缺少那种敏感和意识来发现他们与前一代人的感觉不同，必须使用不同的词汇。”

　　艾略特曾在一次演讲中解释什么是诗：“新诗的源头可以在以往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荒芜的、绝无诗意可言的事物里找到；我实际上认识到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

　　张新颖认为，上述对诗的本质的论述，特别值得今天国内有志于诗歌创作的文学爱好者一读。“如果我们现在写的诗还是那些风花雪月、浪漫的吟诵，那就比上世纪40年代还不如了。”

 

作者：吴越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