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届七旬，一面得继续前行，一面想梳理一下自己的教师生涯。特别是进入69岁以后，先是罹疾开刀救治，去岁5月又遇家慈仙逝，身心俱遭重创。两次住院和在家休养期间，历历往事时时萦绕脑海。个人经历主要是工作，大致包括教学、科研、编辑和翻译等几个方面，治丝而棼，必须先理出个头绪来。许多事单靠印象只怕会流于空泛，须凭物证方显真实。寻思再三，感到拙译虽然零散，但都还在手边，较易先作归纳。由此萌发了编选这套译作集的初衷。

　　事有凑巧。2011年1月中旬，上海翻译家协会举行会议，为我和几位学人颁发中国翻译协会2010年11月的证书。我的一份上面的文字是“朱威烈同志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成绩卓著，特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我随即发表感言，一是向推荐方、评委会表示由衷感谢，二是殷殷期盼上海和全国的翻译学术机构，继续为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翻译工作者脱颖而出，进一步发挥学术平台作用。

　　说我“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是事实，因为近半个世纪来，工作中始终包括翻译，不是自己译，就是组织支持同行、学生翻译，从不懈怠，迄今依然；“成绩卓著”是一种嘉许，但也是相对而言，若要与自己师长和国内大家比，论学术功底、业绩，毕竟还不可同日而语！只是这句话让我感慨系之，一方面是勾起了我对”译事艰难“的感喟，这种艰难不是当下翻译学界对理论、方法、能力培养等内涵问题的讨论，而是我个人对改革开放前翻译环境的苦涩回忆；另一方面，又让我深感庆幸，遇上了改革开放这30多年的和平发展岁月，得以孜孜于专业工作而不受无端指责，不遭无妄之灾，这才多少积累起了一些成果，而今竟有幸受到中国译协的表彰。

　　时光似水，岁月留痕。编这套译文选对我，自不无敝帚自珍之嫌，但也确是想立一存照，留个纪念，或作一镜鉴，以期把今后的翻译组织出版工作做得更合理有序，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对读者，则盼有一点参考作用，多少了解一些我这一代翻译工作者的曲折坎坷和甘苦，增进一些对阿拉伯国家史地、文学、艺术、社科等方面的局部知识。若是，则于愿已足。

 

 

　　凡外语工作者怕都很少会不关注翻译。我在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专业学习5年（1960～1965），全班30名学生，其中2名北朝鲜留学生，13名中央单位委托培养生，15名本科生。那时国家正大力开展亚非拉外交，同学们都知道学习阿语是因为国家需要翻译人才。我是本科生之一，前程未定，不免常会念及将来工作。从东语系历届毕业生就业情况看，多数是到国家部委担任外交外事翻译，少数从事教学、科研或文字翻译工作。同学们当然都向往到外交第一线工作。但这首先取决个人的政治条件：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是否党团员、干部等等。我的同学大多在这方面具有优势，而且当时业务考核较严，学习跟不上的本科生就留级、换专业或转系，委培生则退回原单位，毕业时全班仅剩18人（2名出国留学），凡能坚持下来的同学成绩多半很好。我自忖比较现实的前景，是分配去大学或外文出版社那样的教学或文化单位工作，科研单位不太可能，因为班里已有5名同学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科院）委培生。这样看来，笔译将必不可免。倘若当教师，北大东语、西语、俄语3系的教授就是榜样，他们几乎都是教学、翻译并举，都有自己的译作。那时，阿语教研室主任马坚教授正在译《阿拉伯通史》；副主任邬裕池老师在《世界文学》期刊上发表了埃及迈哈穆德·台木尔的短篇小说《成功》；刚从埃及留学归国的李振中老师给我们上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史课，用的讲义就是他在译的邵武基·戴伊夫的《阿拉伯埃及近代文学史》。从我上述考虑可以看出，不论是到外事部门还是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内容都离不开翻译。在高校任教，就更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前辈外语教授们的传统影响，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一条从翻译起步并始终关注翻译的治学道路。

　　学习专业外语，对外语基本功亦即听说读写译的要求很高，其中的“译”包括口译和笔译，更是听说读写四会能力的综合体现。要想不断有所提高，必须通过实践锻炼，逐步得到社会认可。然而，上世纪60年代，担任口译要看机会，笔译就更难，个人想翻译一点什么，社会环境十分严酷，不是上级交付的任务，自己去投稿，那就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因为在学期间译过一本书，受到过批判，不但没有能加入共青团，而且毕业后到上外任教，还被北大来沪串连的红卫兵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坚先生的接班人，白专典型。我因此没有也不可能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操场上高音喇叭叫“革命群众开会了”，没有人来通知，我决不会擅自去参加，因为是否够“革命群众”资格，不是可由我决定的。那时，教研室承担有援外任务，我也从不作非分之想。但算还有“一技之长”，常会被派去接待各种访沪的阿拉伯代表团当翻译，其中，贸易团居多，也有议会团、工会团、巴勒斯坦党派团等。1969年起，为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被选派到上海电影译制厂去为《南京长江大桥》、《熊猫》、《白毛女》等影片翻译和配音。1975年第二次下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去外语培训班教阿语三年级时，带领学生翻译了一本外文出版社委托的连环画《江防图》。1976年4月，系里第一次派人去广交会当翻译，让我“开头炮”，接触到了科威特、巴林、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许多国家的客商。

　　这些翻译实践活动，次数较多，涉及面广，使我在令人窒息的高压政治氛围中得以稍喘，继续接触业务，而且对于扩大　　自己的视野，锻炼提高口笔译能力，都颇有裨益。我到80年代上半期，还担任过阿拉伯国家部长、议长、总统、国王等高级代表团访沪活动的主译，在应对忙碌紧张的主宾交流沟通过程中，依靠的仍是当年当“小翻译”时练就的强记、复述等能力。

 

 

　　我真正较规范的译事，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中央下达了翻译各国历史、地理的任务，上海承担的是翻译非洲区域国别史。其中北非阿拉伯国家部分大多为英法文专著，只有一本阿拉伯文著作《阿拉伯马格里布史》，通过学校教革组（教务处）分配给了我。为什么挑中我，当时我想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北大参与其事的老师推荐了我;二是上外日阿语系革委会认为我不适合“抓革命”，但可以“促生产”，比如上课、当代表团翻译、为电影配音等，译书当然也可以。我拿到书后连夜翻阅，发现不要说译，就是要读懂也非易事。那是一本考证类史学专著，通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里面涉及到的人物、事件、史地和社会宗教等专有名词，都很陌生，书后列出的参考书目，我也从不曾在上外资料室、北大东语系资料室或其他图书馆里见过。这并不奇怪，因为国内那少得可怜的中西交通史史料，内容均译自英法德俄等文本，即便是涉及到阿拉伯、北非的零星记述，其出处也不包括阿拉伯文典籍。因此，我只能反复反复研读、到处查询，尽量找到一些线索资料，作为依据。阿文参考书目中难译书名，自已译出后总感到不太放心，便写信向北大刘麟瑞教授请教。上海市非洲史翻译组负责人鉴于各种文本中都遇到了阿拉伯、伊斯兰的人名、地名、专有名字的译法问题，为求统一，要我给承担非洲史翻译的人员——其中大多是著名翻译家——作一个有关阿拉伯人名、地名译法的讲座。这就迫使我去查《辞海》、《世界知识年鉴》等工具书资料及已版中文世界史等图书中的线索，尽可能根据新华社译名表、世界和国别地图册和约定俗成等原则，确定一些相对合理的规范。我写出初稿后，仍怕有不虞之患，又通过正式渠道由北大李振中老师转给马坚教授，他用红笔作了修改并提了一些看法，再由上海市转给我。这是我初出茅庐第一次学习写学术文章，作学术报告。

　　我的译书工作，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起初主要靠晚上，因为系里政治学习、下乡下厂又多，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学校过了一段时间终于让我转到《法汉词典》编写组去上班，这样白天也可以专心翻译。其间，为赶进度，系里曾加派过一位教师来协助我，时间不长便因故退出，我将他的译稿全部奉还，坚持一人译到底。

　　那段时间，是我第一次从事学术著作翻译工作。原著虽算不上经典著作，但它涉及的内容却大多引自最负盛名的阿拉伯鸿篇巨制。按我的中阿文功底和知识积累，要达到当时上级规定的“准确、通顺、易懂”翻译标准，不啻是啃一块硬骨头，着实要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原著中没有生动的故事、有趣的情节，从头到尾都是资料梳理，考证推论，但我却从中领略到这位师从法国东方学家的埃及年轻学者做学问的方式，窥探到一些阅读理解阿拉伯经典著作的门径。这对我以后鼓励葛铁鹰老师在《阿拉伯世界》（现名《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上开设“天方书话”专栏，发表阿拉伯经典著作中有关“中国”的论述，组织国内教授翻译《悬诗》、《历史绪论》等阿拉伯经典著作，可以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现下重读自己当年的译文，直译、硬译痕迹明显，文字也不无稚嫩、生涩之处，这恐怕是努力追求“准确”的结果。不过，就我今天的认识而言，翻译国外作品特别是学术性著作，还是应可能保持原汁原味，切莫随意添枝加叶，造成本来面貌的扭曲。

　　翻译这本历史著作，寂寞而且艰辛，所幸小环境还不错。《法汉词典》编写组的领导金丹同志，是位经受过“文革”初期残酷迫害后复出的老革命，待人接物既有水平和气度，又充满体贴，善解人意，我到外地去探望妻子，按规定是12天，他会额外多批准几天，令我终生难忘。同在编写组翻译法文版《摩洛哥史》的张裕禾老师，是北大校友，西语系1960年毕业生，生性鯁直，也善于思考，很有主见，还爱好音乐。他因为1963年翻译了一本德彪西的音乐评论集《克罗士先生——一个反对“音乐行家”的人》，受到姚文元的批判，“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他有阿拉伯、伊斯兰的问题就问我，我也常麻烦他从法语《拉罗斯大词典》里查有关专有名词的释义，平时闲谈，共同语言很多。翻译后期，市里非洲史翻译组指定大名鼎鼎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著作翻译专家包文棣同志来做我这本译作的责编。他为人谦和，极有涵养和责任心，曾要我帮他安排听一些阿语课，以了解一下阿语的表述风格和特点。领导、同事、责编都相处愉快，成了我在那阴郁沉悶年月里一段弥足珍贵的时光。《阿拉伯马格里布史》中译本1975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前，怎么署名是由系领导决定的，为了避免突出个人，用的是翻译组名字。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做法。现在收入译作选重印，算是还原事实。

　　我翻译地理专著，是缘由在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黄运发的抬爱。我在“文革”期间，诚惶诚恐，惟求自保，很少主动与外界联系。在北京的同学也是班长符福渊曾一度转至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现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我去南京探望岳父母，有机会碰面时，从他那里获悉一些他赴陕西探亲路过西安时了解到的黄运发近况。运发是我们班里为人正直、勤奋好学的同学之一。他在西北大学工作，图书资料少，用阿语的实践机会也不多，但硬是凭着他个人的刻苦钻研，业务成绩和水平都令我们感到饮佩。正是由于福渊的牵线搭桥，我与运发有了通信联系。他接受的是翻译苏丹、埃及两国的地理专著任务。苏丹地理有原著，埃及的专著则要求译者提供。运发好意，把苏丹地理著作的第一章自然地理分给我译，他自己译人口地理和经济状况两章，并负责索引、参考书目以及全书统稿。为统一全书的地名，运发还特地寄来了一张苏丹原版地图的大蓝印图，对我帮助很大。《苏丹》一书于1978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仍用“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翻译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还不允许个人署名。

　　我1978年出国去埃及前，运发托我物色一本埃及地理专著。我在开罗大学进修，课余跑得最勤的就是书店，可就是找不到一本中规中矩的埃及地理专著。最后买到一本《埃及的现状和发展》，作者是一位埃及工程师，书的内容是描述到2000年埃及应有怎样行政区划、人口布局、城乡发展、文化教育和旅游发展，发表后受到萨达特政府的重视和肯定，其中的现状资料有翻译价值。另外一本是《埃及的西奈史》，里面的“土地”和“居民”两章，属地理范畴，也符合要求。我回国后将书交给运发，请他统筹。他最后决定由他译编方式处理埃及的现状和发展部分，另再加入反映自然风光、城乡建设、名胜古迹、旅游胜地和工农业发展情况的图表，西奈部分则让我翻译，全书由他统稿编辑。此书于1983年4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为黄运发、朱威烈，可见风气已开，不必事事均冠以集体之名了。现收入我译作选的“西奈的土地和居民”一章，内容至今似仍有相对稳定性，但愿能对读者有一些参考作用。

　　我翻译史地著作，一是当时国家封闭已久，确实需要了解国外情况，组织专业人员翻译不具有明显意识形态倾向的史地著作，看重的是它们的资料作用；二是北大的老师、同学和校友都还记得我，而且时时处处提携我、帮助我。“文革”期间我落寞失意，处在人生低谷时是这样，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我在评职称，申报课题、博士点，推进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更是得到他们的真诚关照和鼎力支持。这是我一生不敢稍忘的师门恩情！

 

 

　　翻译史地著作，我虽有兴趣，但毕竟所在学科名称叫阿拉伯语言文学，翻译文学著作才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的译作中文学译作就相对较多。不过，体裁主要是小说，其中长篇只有2部。现在入选的2卷，便各以一部“担纲”，一卷加上埃及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一个中篇；另一卷中则还有黎巴嫩努埃曼的短篇和纪伯伦的文学随笔。以下按时序对文学译事的背景和经过作一追溯。

　　我大学毕业时就想从事阿拉伯文学教学和翻译。译小说是旨趣所在。记得1965年秋，我刚到上外任教，曾译过一个短篇《英国人的枪》，寄给《世界文学》。第二年3月接到编辑部的用稿通知，不料一到夏天“文革”狂飙骤起，天下大乱，从此便无下文，我也不敢再贸然问津文学翻译。

　　从“文革”结束到国家正式提出拨乱反正，经历了一段过渡期。1976年随着“四人帮”倒后，出国标准已出现松动。在也门技校任教的北大老师多次向国家教委反映，点名要我去工作。1978年，系领导要我赴也工作，我呢，也想解决长达10多年的夫妻分居问题，用“援外人员”名义，将妻子调入上海。不久，国家教委又下达了遴选出国进修教师的任务，办法是全国统考，三取一。系里遂改变决定，要我参加考试，另派他人赴也任教。我在考取并知道将赴埃及开罗大学进修后，即去拜访已任上海译文社社长的包文棣同志，申报了一个翻译选题，即埃及曾任文化部长的优素福·西巴伊的小说《回来吧，我的心》。此书，原是北大高我一班的谢贻明回沪省亲时借我读过，他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每每会有新书可阅。这本书分上下册，我两个晚上一气读完，印象深刻，以时代大变迁（纳赛尔革命）为背景的小说，我一向比较喜欢，当时就想译。“文革”结束后即同包文棣商量过。他告诉我有一条规定：译国外作品要等作家盖棺论定后才行，不然出书后万一他有什么反华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就很麻烦。1978年《参考消息》上刊出了西巴伊在塞浦路斯遇剌身亡的消息，我这才下决心写选题申请。记得出国的箱子里放了几百张500字的稿纸，占了很大一块空间。阿文版书到开罗就买到了。2年不到时间，除了听课，与教授、作家谈话和使馆人员的接触交流，大部分节假日和余睱，不是读书读报，写点小文章，就是译这本书。

　　这次出国前，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的同学郅溥浩让我译4篇黎巴嫩努埃曼的短篇小说：《不育者》、《杜鹃钟》、《又一年》和《贝克阁下》。我到开罗大学之初的一个阶段，住在大学城宿舍，邻室都是年轻大学生，年龄差距大，也就无甚谈兴，很快就抽空将稿子译出，托回国的人捎回。由溥浩编选、组织翻译的《努埃曼短篇小说选》于1981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译的最少，4篇中有2篇溥浩自己也译了，署了两个人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发表文学译作。《回来吧，我的心》是1980年回国后交稿的，上海译文社积压的名家名著译作多，任务繁忙，编辑时间也较长，译稿付梓成书已是1983年了。那时已经实行稿费制。到译文社去领稿费，包文棣社长告诉我，7元一千字，巴金的译作，也是这个标准。我自然很高兴，相比自己每月的工资，这可是很大一笔钱！

　　上世纪80年代是外国文学翻译空前繁荣时期。长时间的文化封锁禁锢，读者对文学文化的需求已似饥如渴，对国外作品尤其好奇，各类作品都很畅销。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南京《译林》期刊，它在传统的外国文学作品发表和出版中心北京、上海之外异军突起，并迅速崭露头角。主编李景瑞同志视野开阔、很有前瞻性、开拓性。他不受西方经典名著翻译的局限，而是着眼于现当代，多区域、多国别文化，是否所在国有影响的畅销书等要素，把时代性、文学价值和市场反映等结合起来考虑，确定选题。我回国后不久即被他列入中青年译者队伍，邀请去扬州参加研讨会。1981年初他专程来校，当着校领导的面，要我主编一本《阿拉伯文学专辑》。我当时担任阿拉伯语言文化研究室主任，第一次可以出面组织京沪的同行同事参加译事了。这本专辑以郭黎老师译的一个中篇小说《走向深渊》为书名。那是我在开罗时向使馆文化处写报告推荐的一部埃及影片，因为受到姚广大使的重视，作了批示，不但借来影片在使馆放映，而且迅即向国内建议让中国电影进出口公司派团赴埃考察。其结果是中方进口了3部影片：《走向深渊》、《咖啡馆》和《征服黑暗的人》。埃及影片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给中国观众留有深刻印象，口碑甚好。像法婷·哈玛姆女演员主演的《我们美好的日子》、《忠诚》等，几乎家喻户晓。我回国后发现《走向深渊》等影片也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在这本文学专辑里，我撰写了《漫话埃及现代小说》一文代替前言，同时收入了我早已译就的《卡尔纳克咖啡馆》，亦即影片《咖啡馆》的原著——那是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张道文毕业后去伊拉克留学，1976年回国后送我的。我到湖南岳阳云溪去探亲，妻子白天到工厂上班，我就坐在宿舍门口的小方凳上译完了埃及大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这本1974年的新作。译林编辑部的效率极高，1981年初组稿，同年10月《走向深渊——阿拉伯文学专辑》就出书了。我以笔名元鼎发表的这个中篇或许可算是最先进入中国书市的纳吉布·马哈福兹作品之一。1988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翌年5月，我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访问，在文学院作演讲，当地记者要走了讲稿在报上发表，用的题目是：《朱威烈教授说：我们了解纳吉布的价值，早在他获诺奖之前》。这件事到至今还有影响，今年3月埃及驻华使馆文化处向每一位翻译研究过纳吉布·马哈福兹作品的中国学人颁奖，我也忝列其中。

　　自此，李景瑞同志与我们的联系渐趋密切。1982年我应约翻译了埃及优素福·乔海尔的《鸦片》，发表在当年《译林》第2期上。接着，郭黎翻译了黎巴嫩大作家纪伯伦的《折断的翅膀》寄给《译林》。责编汪永標同志亲自来沪要我校对润色，郭黎也希望我能帮助修改。这项校改工作，重点不在判断理解的对错，而是要尽量体现出堪称阿拉伯文坛一绝的优美的纪伯伦风格。1983年正值纪伯伦诞辰百周年纪念，此文在《译林》第2期上作为首篇刊出。之前景端主编急电嘱我赶写一篇评述《经伯伦和他的〈折断的翅膀〉》，同期发表。景端同志后据社会反响热烈，又要我组织选编一本《折断的翅膀——纪伯伦作品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其中的《奇谈录》是反映纪伯伦人生感悟的文学随笔，既有诗意又寓哲理，由我与王伟翻译。从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看，纪伯伦的作品一直备受阿拉伯文坛和世界文学界推崇，丝毫不逊于纳吉布·马哈福兹。翻译20世纪阿拉伯文学，埃及作品自然是重点，但若少了黎巴嫩纪伯伦的著作，也会缺失平衡，感到遗憾。

　　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吴茴萱合译的一个长篇：埃及穆斯塔法·阿明的《初恋岁月》。起因是我从埃及回国后，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吴茴萱正要赴埃常驻，想在工作之余译一本书，要求我推荐一本合适的著作。茴萱是我到上外任教最先接手上课的二年级3班学生，到京工作后跟我的老校友谢贻明等关系不错，我理应帮忙。我告诉他，我在开罗留学生俱乐部看过一部《初恋岁月》影片，是反映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埃及社会大动荡的爱情故事，作者是埃及大报《今日消息报》前主编，在当地新闻界享有盛名。但我临回国前，身上已无钱买书，建议他到埃后可买来一读。这个选题后被湖南人民出版的康曼敏女士知道，立即列入了出书计划。康曼敏是我北大东语系的小师妹，她大一我大五，“文革”结束后曾到上外来进修。她是位事业心很强的责编，北京、上海来回跑，广泛组稿，出版了许多阿拉伯文学名著译本。吴茴萱的译稿寄到她处后，她曾转给我阅。1983年起我花了好几个月时间重译了一稿，于1984年12月出版发行。

　　由于康曼敏的努力推动，湖南人民出版社名声鹊起，成为继江苏译林之后又一个出版阿拉伯文学译作的重镇。湖北的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遂也来向我组稿，要求编一本阿拉伯小说选。这一年日阿系分开独立建系，我开始担任阿语系行政工作。为加强系里教师的翻译实践，我尽量组织本系老师参加，北京方面用了仲跻昆老师的一篇译稿，是黎巴嫩努埃曼的《两个造反者》。选集中，蔡伟良老师翻译的《旧伤的隐痛》系沙特赛义德·阿卜杜·拉乌夫的短篇，应可视为最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沙特现当代文学作品之一。当时来组稿的长江文艺社负责同志非常强调作品要惊险、好看，能吸引读者，我只得选了一篇侦探小说《蒙面人》。那是讲述埃及情治机构反以色列间谍和走私贩毒罪犯斗争的一个中篇小说，作为市场卖点，由我与徐凡席合译。全书共8篇小说，加上我写的前言，约33万字，书名叫《蒙面人——阿拉伯小说选》，于1985年交出版社。但整整拖了3年，译者们拿到样书已是1988年7月了。那时，外国文学译作品种和数量已经很多，读者的新鲜感已过，书市对阿拉伯文学的需求也趋下降，这本小说选的印数为11000册，与此前动辄四五万册的盛况比，相差很远，出版社能否保本，我就不得而知了。

 

 

　　80年代，阿拉伯文学翻译书籍数量急增，许多出版社均不设专职阿语翻译，译者怎么写，就怎么出，不设核对原文程序，质量全凭译者的水平和责任心。我有一次到北大去见刘麟瑞先生。他拿出一个译本及原著，指着里面的相关页给我看说：“阿文这么长一整段，译文只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8个字就对付过去了？”我听了也很感叹。那时的翻译风气已显浮躁，听说有的译者自夸一年能译一百万字，质量如何，真的只有天知道；有的文学期刊上刊登了我已发表的短篇小说，标题与译文一字不改，署名却换了他人。刘先生的话更增强了我淡出文学翻译，转向其他领域的想法。

记得在学期间，曾帮马坚先生整理、誊写过几章《阿拉伯通史》译稿。马先生有一次说，《阿拉伯通史》的作者菲利普·希提还有一部《叙利亚史》也值得翻译，问我今后打算译什么。我当时是北大合唱队指挥，马坚老师他们都知道，就回答说，《阿拉伯通史》像本百科全书，《叙利亚史》也不会好译，如能译一点阿拉伯音乐史、艺术史，就很不错了。埃及进修期间，没见到书店里有音乐史的书，但买到了两册《中东艺术史》。

　　也是机缘凑巧，回国后不久便认识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叶文西先生。他是位画家，正在负责外国艺术史、美术史等专著的组稿工作。他的妻子王义琏老师在上外俄语系工作。夫妻俩均较我年长，为人敦厚爽朗。一次见面时，听说我有翻译《中东艺术史》的打算，立即热情地要我报选题，着手翻译。这本书的翻译难点，一是要查核历史、艺术的专有名词，中文已有多种译法的，得选用相对合理的译名；二是翻拍插图工作由译者负责，遇到不清晰的，得从其他艺术类的中外文图书中去查找同一作品，予以调换，真是既费力也费时。幸运的是，此书的责编刘明毅先生，不但文字功底深厚，而且乐于助人，他经常主动从人美社馆藏的其他版本里查找图片，花了不少功夫。郭黎对艺术也有兴趣，我就与他合译了《中东艺术史·古代》，于1985年出版。

　　现在收入这本译作选中的《中东艺术史·希腊入侵至伊斯兰征服》，原著是1989年我去埃及亚历山大大学作校际交流时，中国驻亚历山大市总领事吴德成同志送我的。吴德成（后任中国驻苏丹大使），也是校友，与前文所述的谢贻明同班，素有书卷气。我1980年起担任《阿拉伯世界》（现改名为《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主编，就承蒙他多次从国外赐稿。他在埃工作期间，还编著出版了2本书。他送我的这一本其实是作者尼阿玛特·阿拉姆所著《中东艺术史》的第二册，我以前不曾买到，而且也不知道。那时我工作已经十分忙碌，但见书的篇幅不大，还是挤出时间译就，于1992年出版。至于第三册《中东艺术史·伊斯兰时代》，断断续续大约已译了10多万字，几近一半，其间还收到作者同意转让中文版版权的函，但终因无暇静下心来，花整段时间译完。至今，每打开书橱看到那一整叠译稿，总是深感汗颜。

中国于上世纪90年代正式加入国际版权组织。从此，但凡要译现当代作品，必须持有作者或出版部门的版权转让证明。阿拉伯文学翻译的热潮随之趋冷。我个人则从1990年海湾危机爆发起，把关注重点逐渐延伸到了中东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方向。就翻译工作而言，总想推介一些阿拉伯国家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现后，伊斯兰文明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行为体，我呢也希望组织全国的阿语力量，翻译出版一些阿拉伯经典著作，让国内学界和读者能直接了解博大精深的伊斯兰文明文化。

　　2000年5月，埃及驻华大使努曼·贾拉勒博士邀请我赴京，会见埃及教育部长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博士，并当面接受委托翻译他的专著《无身份世界中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巴哈丁博士风度翩翩，谈吐文雅，任职教育部长一职10多年，是一位资深高级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学者。他在书中主要讲述埃及应如何应对21世纪全球化的挑战，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在世界科技革命中怎样维护自己的国家身份和民族属性，怎样以教育为本推动现代化发展等，观点鲜明，分析也很深入，是一本很有代表性的阿拉伯学术著作。这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的批准和资助。我让我的第一位博士生王有勇参与了翻译。紧赶慢赶，总算在贾拉勒大使2001年9月离任前，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2002年秋，中国教育部长陈至立访埃，将中译本作为礼品面赠作者，受到了他的好评和感谢。

　　《十字路口》也是巴哈丁部长的著作，也是通过埃及驻华大使、驻沪总领事转来样书和转让版权函件。我呢，也再次请示教育部国际司获准，让我的另一位在读博士生丁俊参与翻译。此书的写作时间是在9·11事件发生之后，作者已经深深感受到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与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之间正面临着一道“文明和科学的鸿沟”，察觉到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乃是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他为处在十字路口的阿拉伯民族指明的出路是：“改革”，理由是“改革作为在这个急剧变化的世界里，适应时代变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一种必需，它不仅是我们应该接受的现实，而且应当成为我们处理当前和未来各种问题的纲领”。结合2010年冬肇始于突尼斯，继而席卷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剧变，我们都不得不佩服多年之前巴哈丁博士已经作出的充满前瞻性的理性思维和判断。

　　此书于2005年4月出版。5月我出访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和沙特5国。前3国是作为中阿友协代表团负责人去进行学术交流；在埃及，是与仲跻昆、国少华、杨言洪和葛铁鹰4位教授一起接受埃及高教部长颁发的表彰奖；去沙特则是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之邀，去作个演讲。我在埃及的活动，均由埃及前驻上海总领事阿卜杜勒·法塔赫·安泽鼎联系安排。他当时任埃及外交部人事司司长。颁奖仪式之外，他还让我会见了即将赴华任职的新大使和新总领事。更令我难忘的是，他把已经退休的巴哈丁博士请到外交部与我会面，使我有机会当面送上《十字路口》样书。巴哈丁依然精神矍铄，彬彬有礼。他一面在中译本扉页上题词回赠，一面告诉我，他还想写一本新书，待出版后再找我帮忙。2006年春，我又去出席埃及文化最高理事会为世界10位学者举行的颁奖表彰会，再次与已准备出使古巴的安泽鼎大使见面。他带来了巴哈丁博士的问候，还说：“部长阁下想见你。”但直到安泽鼎大使送我上飞机，再没谈起会面之事，可能是巴哈丁的新书还未写好，也可能是有其他不便之处。我没有问。

　　这本《艺术社科卷》，名称有些牵强，因为尼阿玛特的《中东艺术史》没有译全，巴哈丁的专著也仅2本，不过是社会科学中的沧海一粟。我其实只是想表示我曾涉及过这些领域的专著翻译，尽管既不广也不深，略窥门径而已，但今后还想继续作些努力；同时也希望国内阿语同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能重视翻译阿拉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著。我的老师们当年已经从单纯翻译研究宗教典籍走向了历史、文学、游记等书籍的翻译，我们这一代和更年轻的阿语工作者们理应继承传统，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广泛的涉猎，把阿拉伯的经典名著、现当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精品力作翻译过来，介绍给中国的学界和读者。这项工作，已经直接关系到我国国际问题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水平，因为，把研究的视角与资料仅限于中国和大国，缺少了对象国的视角与资料，往往很难做到准确、客观和全面。

　　当前，随着文化建设工作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正在全面推进，翻译工作又将迎来一个繁荣发展的新时期。我在有幸躬逢其盛的今天，回顾、审视自己译事，既有欣慰，也不无缺憾。欣慰的是这本译作选中的合作者，除黄运发、郅溥浩是我的同窗好友，其他几位如吴茴萱、郭黎、王伟、王有勇、丁俊等都是我的学生，而今他们中有的移居国外，事业有成，更多的在国内奋斗，早已有了自己的译作、专著，成为教授级专业人员，教育部优秀中青年人才。他们对当年师生合译的培养方式均持积极评价。遗憾的是，因受精力所限，自己的或组织同行开展的阿拉伯经典著作翻译和现当代的人文社科作品翻译，进展不快，跟不上形势发展，还不能在中阿文化交流过程中充分展示。

　　迟暮之年，虽无伏枥之志，但也不想抱残守缺聊自喜，只要可能，总还望为继续推进阿拉伯著作翻译摇旗呐喊，再尽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