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之痕，是翻译生涯中留下的痕迹，是一种回顾。在一个讲座上，回顾非常个人化的人生经历，是否合适，大家听着是否会嫌烦，我犹豫过。最后还是决定试一试，因为，这些内容不曾在其他场合讲过。尽管译协陈老师对我说，以前讲过的，今天的听众未必听过，但我仍想尽可能讲些没讲过的内容。
我的大半生，粗略地说，是“三十年数学，三十年翻译”，中间交叠十年。略带夸张地说，我有两次人生：数学的人生和翻译的人生。古人说，人生四憾：幼无名师，长无良友，壮无实事，老无令名。如今已走到人生边上，回顾起来，四憾在所难免。具体到第二次人生即翻译的人生上，有憾亦无憾，无憾多于有憾，欣慰多于遗憾，尤其在前两点上：我有幸既遇到好老师，又结识好朋友，他们指点我，鼓励我，帮助我，使我在既有欢欣更有艰辛的文学翻译之路上一路走了过来，留下了一些浅浅的印痕。
“文革”中，我偶然结识了上外的蓝鸿春先生，每周去她家一次，她无偿教我一小时法文。我的初衷，只是想能读一点法文小说。但她不然，她选用北外的教材，一课一课认认真真地教，让我不好意思不认真学。当时我比较内向，很腼腆，她屡屡对我说：“周克希，你想要别人帮你做什么，一定要告诉别人，要不人家不知道该帮你什么呀。”这就是老一辈人的风范，他们对你帮助是无私的，不光你说了的他们要帮你，你没说的，他们也想方设法要帮你。我向蓝先生学了将近两年法语，和她全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她家在淡水路的小楼，在我心中留下温馨的回忆。如今她老了，据跟她女儿曾是同学的淳子老师告诉我，许多事情蓝先生都已不记得了。但当我和淳子去看她，淳子问她可记得这是谁时，她马上说：“周克希，我怎么会不记得！”我把刚出版的《追寻》第一、二卷送她，表示学生对启蒙老师的感激。[在准备这篇讲稿的过程中，看到报上的讣告，才得知蓝先生已于4月24日去世。一直想再去看望她，却拖宕了下来，这使我感到愧疚。]
上外的岳扬烈先生，是我学习法文道路上另一位终生难忘的名师。岳先生出身外交官家庭，自小在法国读书，他的法文之棒是圈内人公认的。而岳先生和我也许真是投缘，我每当在翻译中遇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总会想到去问他，而他，无论问题多么五花八门，甚至提得有多可笑，总是有问必答，从来不曾说过一个不字。举个小例子，《古老的法兰西》中写到小镇上的理发师，说他“漫不经心地用拇指或小匙刮胡子”（Il rase indifféremment au pouce ou à la cuillère）。我在岳先生的点拨下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最后把这个句子译成：“他漫不经心地把拇指或是小匙伸进顾客嘴里，衬着脸颊刮胡子。”小镇理发师的形象，也因此变得饱满起来。
前一阵，为将手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手稿馆，整理了一些旧译稿。看到五百字稿纸上几乎布满页边的铅笔字迹，我回想起刚开始译小说时，郝运先生指点我、帮助我的情景。他要求我尽量贴近原文，要时时想到作者“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是另一个词”。我初次登门拜访之时，他就建议我每天看一点中国作家的作品（而不是翻译作品），后来我逐渐明白，这是为了使自己对文字的感觉始终处于一种敏感的状态，让译文变得鲜活些，离翻译腔远些。郝运先生，是我当翻译学徒期间手把手教我手艺的师傅。
再回溯得远些，我想起父母和中学老师对我的影响。父亲从不刻意要我作文、背诗，只是偶尔告诉我，我写的作文乃至后来翻译的东西中，哪个词、哪个句子好或不好，虽说仅仅是点到为止，但却在潜移默化之中，给了我事后想来很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对文字的兴趣。母亲是编辑，当年吕叔湘和朱德熙先生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是他们那一代编辑的必读书。我这个初中生，常在母亲边上跟着她读书、做题（母亲做完了其中的全部练习题）。从吕先生书中汲取的 营养，我终生受用。旧稿中有父母为我誊抄的译稿，对我个人而言，它们是我在译途上弥足珍贵的印痕。
中学语文老师蒋文生先生，也是我心目中的名师。我现在还能想起他教《项脊轩志》时的情景。他那带有无锡乡音但饱含感情的朗读，在我是一种文字趣味（口味）的启蒙。我喜欢归有光、张岱、孙犁、汪曾祺这一路以“淡”取胜、寓惨淡经营于不着痕迹的文字，是受蒋先生影响的。
一件大事，必有酝酿的过程，必定是某个因结出的果，而它又往往是由一件小事触发的。社会、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从数学改行到文学翻译，于我个人是一件大事。它的因，是少年时代对文学的兴趣、对译者的心仪，每周一次去淡水路，也许就是它（不为我所知）的酝酿过程。而触发它的，回想起来是一句言者无心的话。那是我在华师大数学系工作时，同事张奠宙说的这么一句话：“人生要留下些痕迹。”忘了他是在怎样的场合说的，我与张先生同事而已，交情不深，这不会是促膝谈心之类的体己话，很可能只是他随口说的一句话。但它却就此留在了我的脑海中，乃至促使我改变了下半生的人生轨迹。
改行进了译文出版社，有幸和任溶溶先生在同一个办公室里相处了多年。手边的《小王子》译稿上，有他用铅笔写的关于译序的修改意见。有一段他觉得页边不够写，干脆写在另一张空白的A4纸上。他平日里和我交谈的“语录”中，有两句我始终没忘记，一句是“做人要外圆内方”，另一句是“怕就怕认真二字”。我琢磨，不仅做人如此，为文亦如此，须外圆（清新可读）内方（浑成有力）。后一句，任先生自己加了“脚注”：“老毛说这话是‘反其意而用之’，我是‘正其意而用之’”。我的体会是，他要我不要过于较真、过于执著，要有平常心。（刚才说到“浑成”，这是前辈同事吴劳先生的惯用词，他把他的翻译经验，浓缩在“浑成”、“格物”这些简洁的词语中。）
至于“长无良友”，就翻译而言，我似无此憾。《小王子》的初稿上，有两种不同的铅笔字迹，一种写得大而饱满，那是任先生的，另一种如蝇头小楷的娟秀的字迹，则是王安忆的。有一段时间，她不时会向我索要译稿，边看边用铅笔写下批注或修改意见。记得《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卷》和《幽灵的生活》（我当时仅译上半部），她都是利用乘飞机的时间段看完我的手稿的。对《追寻》，她有一些点评，诸如“体积”（一写几行乃至十几行的句子，一写几页乃至十几页的段落）在书中的意义，以及对“冗长”的看法等等。修改意见，则比看《小王子》时多得多，我印象最深也不止一次提起过的例子，是建议把“这座教堂概括了整个城市，代表了它，……”改为“这就是贡布雷，……”结合上下文来看，这样改过的文字的确更为醒豁和生动。
《追寻》第一卷的拙译，凝聚着好些朋友的心血。涂卫群和张文江，正如我在译文版的译序中所说的那样，他俩“自始至终提灯照明般地批阅译文初稿并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陈村也很仔细地看过初稿，上句中原先写的是“亦步亦趋地”，他建议改用“提灯照明般地”，意思一下子就变得准确而妥帖了。）《追寻》第一、二、五卷的初稿，都逐段逐段由涂卫群对照原文看过，她的意见使我避免了不少失误或脱漏。没有她的无私帮助，拙译不可能有如今的面目。在我译第一卷的过程中，张文江送我的座右铭是“悠悠万事，一卷为大”。我彷徨时，会想起他说的“藏名一时，尚友千古”，我苦恼时，他对我说：“为人之道，割爱而已。”我为寻找译文的基调犹豫时，他提出：“雄深雅健。”他理解我每译完一卷、面对新的一卷时的心情，在电话里对我引用杨万里的诗句：“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第一卷的初稿还给别的一些朋友看过，记得肖复兴、余中先都曾来长信，提出过具体的修改建议。
《追寻》的译事，对我个人而言，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的起点不高，这部书似乎在我够不到的高处。第一个鼓励我跳一下，看看能否够得着的朋友，是赵丽宏。时隔多年，但他对我说的话我始终不曾忘记。他说：我若是你，我这辈子就译这部书。他还主动为我物色联系出版社。当时我还是犹豫了，没敢奋力跳一跳。但这颗种子悄悄地埋进了心田，过了若干年以后终于发了芽。
《译边草》是我写的一本小书，它记录了我“弃数从译”以来的心路历程。它的缘起，和杨晓辉（南妮）分不开。没有她的提议、督促、鼓励和帮助，就不会有陆续在新民晚报文学角刊登一年多的那些小文章，也就不会有《译边草》这本小书。代后记的题目“只因为热爱”，也是她为我取的。回顾我们这么多年来的交往，我觉得她是最理解也最谅解我的朋友。
在准备把报上的文章整理成一本小书出版的过程中，与施康强在咸亨酒店小聚，谈到书名，他建议剥用钱钟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书名，就叫“写在译文边上”。我觉得这意思好。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与萧华荣说起此事，他说：何不就叫“译边草”呢？我一听就喜欢这个书名。草，是小草，也是草稿；译边草，既有点空灵，也有点写实。一路走来的“译之痕”，确实只是一些小草，一些尚有待继续打磨的译品所留下的淡淡痕迹。
几年前一个初秋的中午，结识不久的黄曙辉提议为我出个译文集。事出突然，我既惶恐又高兴。后来此事由华师大出版社接手进行，王焰社长细读了拙译《包法利夫人》和《追寻》第一卷后，决定哪怕亏本也要推出十四种十七本的译文集。好事多磨，译文集的出版花了好几年时间。我在这里想讲的是，黄曙辉在了解我的翻译经历后，说过一句：何不写个承教录呢？我答应写。此事距今已有近两年，我心里还记着这个承诺。今天承蒙长宁区图书馆为我提供机会，让我讲述了走上翻译之路前后，从师友那儿受到的教益和帮助。我想这可以说就是我的“承教录”吧。
当然，这仅是一份不完整的承教录。有些内容，因在拙著《译边草》中已经写了（如王辛笛、汝龙、冯亦代、孙家晋、邵燕祥诸位先生对我的教诲），就不在这儿重复了。另外还有不少给过我教益、在我困惑时鼓励过我的师友，他们有的在海外，如张寅德（当初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要译普鲁斯特时，他在电话里对我反复说的那个词，我至今记忆犹新：vocation，使命感。他要我先问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这份使命感。有，就应该无所畏惧地迎上去。他得知我手头已有七星文库本的原书，特地从巴黎买了另一版本的整套《追寻》，送给我当礼物）；有的至今未曾谋面，如李鸿飞（他是驻比利时使馆的武官，曾写长信和我探讨第一卷中的一段文字。我按他的建议作了多处改动）；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如蒋丽萍、李子云（蒋丽萍曾对我说，《追寻》节本是她放在枕边常看的书；李子云老师也鼓励我说，旧译本她每看一句、一段，几乎都会想自己动手，把文字重新整理一番，拙译使她免却此想）。总之，我的“翻译人生”受惠于师长、友人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对他们无以为报，他们始终激励我努力把人做得更好些，把事也做得更好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