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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王智量 学两种外语就足够
201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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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饮下晚香玉的苦酒/秋日天庭的苦酒/其中有你的背离酿出的急切的水流”。这是84岁的翻译家王智量新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节选。王智量先生一生坎坷,但勤于学、精于思,虽艰难困苦却诗歌不离手。迄今,他直接译自英、法、俄等国三十多种作品都广受赞誉。
  在采访当天,记者发现他家墙上挂着一幅屠格涅夫画像,旁边有屠氏的两句散文诗:“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在他看来,无论过去的经历如何困苦,但现在他是幸福的,“因为有出版社可以出我的全集了,你看,我又开始重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了”,王智量老人拿出他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上一版,指着他用红笔修改的每一处字句,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何其芳对他说:《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
  王智量从小就对古诗词展现出浓厚的兴趣。读书时代开始接触一些新诗,自己也偷偷地写一些。后来学习外语之后,自然地走进了西方诗歌。
  1949年,他在哈尔滨外国语学校进修俄语,在街角的一个书店,他第一次见到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那还是一本插图单行本。回到北大后,他对照着吕荧先生的中译本和一个英译本一句句读,看不懂的和觉得译错的地方,就去请教老师。就这样,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完全用课外时间和自学方式,把普希金的这本诗体小说中的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全都背了下来。
  但是,这本他钟爱的书,却成了他的苦难的来源,因为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他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山区农村,面对未知的未来,他第一次感觉到无力和迷茫。可是在一个更匪夷所思的场合下,他找回了他的理想和坚持。
  “1958年的5月里,就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东部太行山区农村的头一天,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第三层里安静极了。”王智量说,“我坐得实在无聊,就去厕所小便。站在那个白瓷便池前正发着呆,忽听得有人走进厕所。我转过身却见所长何其芳先生正立在我的身后,我不敢开口,也不知该说什么。在这种时间,在这个地方,我万万料想不到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忽然间,我的万念俱灰的世界里有了一线光明:我还不是一个已经放逐的、一无用处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翻译下去。”
  如今,王智量先生翻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译本已两次出版,84岁高龄的他继续着《叶甫盖尼·奥涅金》第三版的翻译。
  我孤独,但我幸福
  王智量先生新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集,翻译完成两三年,却无人出版。上世纪90年代,翻译《屠格涅夫散文诗》,诗的稿费本应按行数计算,但一个出版社编辑却只肯按字数给他千字20元的稿费,他要求增加一元续签合同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另找人“改写”。反观如今的年轻作家们丰厚的收入,他却很释然,“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钱?钱的用途对我而言就是果腹和买书。但我还是要呼吁一下,不能委屈文化工作的人。1952年,我写文章,稿费是每千字6~9元, 60年过去了,物价涨了几百倍,而稿费现在才每千字70元。这样文化事业怎么能发展呢?”
  “现在的年轻作家受追捧,出版社更喜欢出他们的书,自然有他们的优势。”王智量先生如是评价,“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他们更有才能,更有希望,而我就是个行将落幕的老朽。但我觉得现在一些年轻作家的文化底蕴太差,他们应该谦虚地提高自己。”
  八旬的老人,乐知天命。他平时翻译写作,空余学习画画,还要通过邮件和朋友联系。他称自己是老朽,但老而不朽。然而当打开他的画册,老先生指着一幅仙鹤作品,眼神又暗淡下来:“我很孤独,就像这只仙鹤一样。”此刻的孤独,他并没有解释,然而当记者问到他对幸福的定义时,他的眼神由暗淡变得明亮起来,“我是幸福的,我觉得幸福就是做人有良心。我给学生上课也是这么讲的,这就是我的行动指南。”
  《饥饿的山村》记录着一个时代
  王智量先生不仅是个翻译家,中文造诣也非常深厚。1998年在澳大利亚生活时,他用了2年时间完成了小说《海市蜃楼墨尔本》。这本书主要讲述了中国人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故事,反映出澳大利亚对于中国人始终是海市蜃楼,无法真正融入。这本书辗转很久都没有出版商出版,最后他的一个学生出资找出版社印刷出版,却遇到了骗子,最终这本书只印了100多本,老人很遗憾。
  另外一本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记录了在1960年春天,他被派到甘肃省定西县重灾区去支援春耕,他所闻所见的故事。故事和情节主线都是真实的,里面有很多事情都是他亲身经历的。老人在回忆往事时,眼泛泪光。
  那时他们每人每天的口粮就是一个拳头大小的苦菜团子,外面裹着燕麦和泥土,就像个驴粪蛋。一天,有个50多岁的老太太领了饭团,因为要去上厕所,她就把团子放在了厕所对面的窗沿上,等她出来团子却不见了。“我看到她就这样缓缓地滑倒在窗沿下,没有骂人,拍着腿无力又委屈地说‘我也饿呀!’然后转身慢慢爬回了自己屋子,从那以后再没见她出来。”老人说着,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这件事直到现在都让我心酸,在外面吃饭,哪怕剩下一点东西,我都会打包带回家。”
  《饥饿的山村》出版后,他不担心人们不喜欢他的作品,他担心人们都看不见那个时代真正发生的事情。“如果大家都蒙住双眼,那段历史有可能会再次重演。”
  对话王智量:翻译人的使命是给别人铺一条道路
  广州日报:您对诗歌的翻译是如何把握的?
  王智量:把外国的诗歌翻译成中文,不仅是要让读者感受到原作者的激情,还要对我们中国的新诗建设有好处。我们的新诗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格律。当代中国的诗歌有各种形式,虽然也有很好的诗歌,但诗歌作为一种文艺形式,应该有它自己的格律。像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等都是如此。所以我翻译诗歌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按照原来的韵脚来翻译。我翻译诗歌就是希望给中国的诗人提供一个参考,这就是我们翻译人的使命,给别人铺一条道路去走。
  广州日报:您想过翻译国外的当代文学吗?
  王智量: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中国人选择国外的东西,有两种理由,一种是当代的潮流我要急于介绍的;一种是经过沉淀能给我们东西的作品。而我要引进的恰恰是后者。我曾在国外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国外的新东西我也接触一些,我觉得西方的一些潮流不一定适合我们,也许是我老了吧。
  广州日报:对于读书您有什么好建议给年轻人呢?
  王智量:最开始可以接触面广一些。比如,大学一二年级可以涉猎各方面的书,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大致粗略的方向,然后给自己建个书目。学习应该像造金字塔一样,基础很广,逐渐收拢,最后进入自己的专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走到塔尖,你就会做出贡献了。
  广州日报:对年轻人学习外语有什么建议吗?
  王智量:尽管我学过7种语言,还翻译过德文海涅,但我现在真正能用到的也就是俄语和英语。我之前在做报告时,学生们让我谈谈学习外语的经验,我就讲了猴子掰玉米的故事。“猴子掰玉米,胳膊下最多只能夹2个玉米,学外语也一样,除非是语言学的工作,最多学两种外语就足够了,再多学也是浪费时间,精力也不够。”
 
                                           来源 :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