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年，我们走出了既符合国际惯例，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图书走出去之路。那就是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
8月下旬，国际出版行业响当当的人物，纷纷来到北京。他们有：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集团CEO德克·汉克、卓越亚马逊副总裁白驹逸等。
他们来中国，一是参加“中国图书走出去”外国专家座谈会，和中方讨论中国图书如何才能走向世界。另外，还和全球大量出版商一起，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看看，中国有哪些好书可以带回国卖。
“CBI”——即“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中外出版商交谈中出现频度较高的词汇。
A
新崛起的CBI
5年间，图书进出口比例，从15:1到2.9:1
CBI肇始于2006年，主要采取资助翻译费的方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
15:1，这是2006年CBI实行之初，中国引进外国图书和出口国内图书的比例。我国图书出口存在巨大逆差。
“请了20多家出版社来开会，大家说这事不好办。”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智慧介绍，当时许多出版社都觉得改革开放以来，图书走出去一直效果不佳，而且国内图书市场也能赚钱，没必要走出去，也不知道怎么走出去。
但是推广计划并没有就此受阻。“就像小平同志说的一样，摸着石头过河！”李智慧说。
2.9:1，这是2011年中国进出口图书比例。5年间，中国图书出口逆差极大缩小。
截至目前，CBI工作组已同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巴西等57个国家的412家出版社签订了资助出版协议，已出版1798种图书，包括了36种语言版本。
“回顾过去5年，我们走出了既符合国际惯例，又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图书走出去之路。那就是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李智慧说。
B
奋起直追的“跨海路”
不仅要把中国图书卖出去赚钱，还要让世界更加了解当代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起世界关注。2006年，我国经济总量从2002年世界第6位上升到世界第4位，世界对中国速度感到惊奇。
渐渐，外国读者对中国图书的需求，从武术、菜谱、旅游、中医等传统文化单一内容书籍，转向反映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内容的书籍。
据CBI工作组调查，对中国很了解或离得近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对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书感兴趣；距离中国比较远的国家，比如法国，则关注中国文化。
“现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和文化都备受关注。”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国际部总裁陆博飞说，中国有非常多的图书，在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群会越来越庞大。
中国图书进出口逆差，逼迫中国出版界必须奋起直追，跨向海外。2010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说：“整体来说，中国作家作品走向世界的数量就国内出版的文学作品数量来说是非常小的。”他举例说，作家出版社5年出版了170部外国作品，而国内作家的作品走向国际的只有5部。
当然，CBI的目的是不仅要把中国图书卖出去赚钱，还要让世界更加了解当代中国。让本国文化走向世界，也是每个国家的努力方向。发达国家在图书走出去方面起步很早，为中国树立了榜样。
1990年，法国启动“傅雷计划”，资助中国出版社出版法国图书的中文版。2009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102本法国图书的中文版亮相，涵盖了社会、文学、青少、艺术和科技等领域。可以说，法国人用10年时间做了100多本精品图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法国问题专家彭姝祎说，法国有悠久的将文化服务于外交的传统：“在通过软实力优势来复兴大国地位、谋求世界影响方面，法国人一直思路清晰、矢志不渝，其运用文化软实力的艺术，很值得我国学习。”
C
不平坦的前行之路
把母语翻译成外语之后很难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这是国际翻译界的共识。
5年来，CBI许多做法借鉴了国外同行的经验，取得不错成绩，但中国图书走出去依旧面临困难。在政府扶持、图书推广机制等方面都还需要进步。
图书走出去的路上，翻译是一块大的绊脚石。“把母语翻译成外语之后很难符合外国人的阅读习惯，这是国际翻译界的共识。”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上海大学英美文学与翻译教授朱振武说，美国翻译协会文学部主任克利福德·E·兰德斯都主张不要将母语译成外语，可见这是一个翻译上的难题。“但是，可以进行中外合作翻译，就好像杨宪益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共同翻译《红楼梦》取得成功一样。”
中国图书在海外销售，如何运作也是一个大问题。《哈利·波特》系列图书在中国的大卖，正是由于先有系列电影的火热，才推动了图书的销量，如何形成产业链也是中国出版业缺乏的能力。
CBI工作组曾专门出国调研外国出版社运作经验，回国提供给国内出版社作参考。2007年，我国以中国人民大学为载体，成立了首个国家版权贸易基地，以智库的功能，免费为出版商和作家提供版权交易咨询，挖掘国内精品图书，助力中国图书版权销往国外。
探路，摸索，CBI仍在路上。
作者：陈振凯 李晓笛 史天澍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