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精神》收入的代表作自选集，涵盖了我几十年之间研究领域五年一转、十年一换的歪歪扭扭的学术轨迹，很难用一句话把它说尽。我有一个始终不改的初心，就是步步为营地探寻中国文化的本根和精神。”8月7日，杨义新书《中国文化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发布。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对杨义的学术脉络和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义以鲁迅研究作为学术出发的第一驿站，其后又写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古典小说史论、中国叙事学。在这些研究引起广泛关注的时候，他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只研究小说叙事，还不能直击核心意蕴，于是涉足诗文，又有了楚辞诗学、李杜诗学，以及《史记》、桐城文派的内在精神脉络的透视。当他出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时，就把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出“边缘的活力”的理念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构想。这使他的研究思路伸展到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广阔时空领域。随后，他又启动了先秦经学、诸子学的探索，到澳门大学应聘为讲座教授之后，他在多元文化碰撞融合的环境中，陆续推出《老子还原》《庄子还原》等作品，以及已经完稿的《兵家还原》。

　　“杨义现在是我们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学界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案例，但是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课题。杨义为什么能从现代到古典、从思想到文学、从叙事到抒情、从汉族到民族、从文化到宗教、从中国到外国、从心理到地理、从空间到时间……几乎生命所能感触到的维度，杨义都能纳入到他的学术表述中去。”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寿桐认为，杨义是以学术作为他的第一生命、他的唯一乐趣和整个事业。他的所及所感所读，无一不是以学术的方式呈现，他生命的全部感性都付诸学术。

　　朱寿桐认为，杨义的学术追求达到了一种境界。杨义还原诸子、还原古人，是因为能够触摸、想象古人生命的情态。如何能够触摸研究对象的生命节奏，纯粹的理性无法抵达，而是靠生命体的灵性抵达。很多学者是一种“覆盖式”的学术思维，研究一定要覆盖前人，否则不算是真正的学术贡献。但是也有一种可能，即解读研究对象，不一定试图覆盖前人，而是以学术领悟和生命灵性与前人对话，也和当代人对话。不一定抵达学术的最终结论，而是用这种生命的灵性和学术的灵感去发表对研究对象的解读。朱寿桐认为，杨义的学术研究得益于以灵性表达对古人的理解。他对学术研究对象的思考和感悟，生动、厚重地体现在一系列思维方法论的实践中，他在学术中释放生命的自信，并不得不借助于更新的思想、哲学领域去承载他的自信。

　　探寻中国文化精神，首先要直抵中国文化的本根。杨义认为，中国文化精神的探寻，须联系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整体性和过程性，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须根植大地，连通地气。杨义把中国思想文化和民族生命力与世界民族作出多维度的比较，并提倡“五学法门”，囊括了眼学、耳学、手学、脚学、心学。他曾实地踏访过全国二百余处古文化文学遗址，进行多种多样的田野调查，这实质上是以脚尖丈量着写在大地上的中国文化血脉。经过脚踏目验，亲手触摸历史的体温，与那种关在书斋里闭目塞听的工作方式相比较，对自己的心灵触动和智慧发酵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功能。这种接地气的研究方法强化了空间维度的研究。

　　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评价杨义是“心无旁骛专注研究的奇人”，他把自己全部精力、全部生命投入到学术中，像一头老牛只问耕耘，他对学术的兴趣驱动力如此之强，研究学术著书立说成为他的呼吸般须臾不可停顿。陆建德认为，关于中国文化的精神，讨论的话题应该是开放性的。中国文化是动态的，不同的时代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中国”本身也是历史的生成。随着新的发现，杨义的学术研究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怎么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把中国文化开放性的形态呈现出来，杨义带给我们的启发是多种多样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游俊豪表示，杨义的名字在新加坡如雷贯耳，他的著作犹如茫茫一片漆黑中的指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是如何养成的，杨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他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案例或现象，还有可能发展为学派，成为学界研究的方向。

 

作者：舒晋瑜　　来源：《 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