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汝龙先生的百年诞辰，《契诃夫小说全集》（汝龙译）终于在读者的长久等待中出版上市。该书收录了契诃夫自1880年到1903年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近五百篇，完整地反映了契诃夫各个时期的小说创作，是目前国内收录最全的版本。

　　日前，“永远的契诃夫，永远的汝龙”文化沙龙在北京举行。汝龙先生之子汝企和，著名表演艺术家、“演出契诃夫剧目最多的中国演员”濮存昕，著名翻译家、契诃夫研究专家童道明、刘文飞等在沙龙现场作了分享。

 

 

　　短篇小说巨匠  

　　契诃夫在中国家喻户晓 

　　契诃夫，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杰出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与欧·亨利、莫泊桑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之王。代表作有剧本《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姊妹》、《樱桃园》，短篇小说有《一个文官的死》、《变色龙》、《万卡》等。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说道：“我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契诃夫自己也曾预言他的作品将永久地拥有读者。这个预言并非空言，现在契诃夫在中国家喻户晓，从小学课本中招人怜爱的万卡到讽刺可笑的“变色龙”，再从充满戏剧性的“一个官员之死”到“套中人”，短篇小说巨匠契诃夫以自己的一个又一个文学经典在中国读者心中占据一席之地。

　　契诃夫是经得住时间考验、常读常新的作家。契诃夫许许多多的作品，虽然都是写于一个多世纪以前，却都是当代题材，他永远不落伍，总是能够击中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童道明说：“契诃夫的作品是值得阅读的，它永远都不过时，也永远都在映照着人们的内心和精神世界。” 

　　一生翻译了1200多万字作品 

　　对于中国的许多文学爱好者来说，一提到契诃夫，就会想到汝龙。在中国文学翻译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最为传神地表达了原著的精髓，如同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傅雷之于巴尔扎克，草婴之于托尔斯泰。 

　　作家冯骥才曾提起过一件汝龙翻译契诃夫小说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先生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得好，结果没有一个人能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冯骥才说：“契诃夫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感觉的事物只能感觉到，尤其是对于契诃夫这种凭感觉写作的作家，只有能够领会到作家特有的感觉的译者，才能去译，否则一伸手就全乱套。” 

　　如果没有译者的辛勤耕耘与尽心尽责，好的外国作品是无法被中国读者接受与理解的。汝龙先生一生翻译了1200多万字作品，是国内文学译作最多的翻译家之一。在汝龙之子、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汝企和眼里，翻译是汝龙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和最大乐趣。他深居简出，把生活里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不过周末，很少娱乐。为了翻译契诃夫，汝龙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儿子和女儿私底下管父亲叫“苦行僧”。至今，汝企和仍记得父亲在堆满书的书桌前孤灯苦读的情景。汝龙之女汝宜京回忆父亲时说，“家里除了文学界很少的几个朋友来，几乎不结识其他人。爸爸的眼里只有翻译，只有契诃夫，没有别的”。 

　　巴金鼓励他走上翻译之路 

　　一千多万字的译作怎么做到呢？汝企和告诉记者：“父亲在世时经常说，人和人的智力水平相差不是很大，你要想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必须付出超越常人的努力。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谈及汝龙与巴金先生的交往，他说：“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回忆过他年轻时的荒唐与苦闷：‘那个时候整天无所事事，说是在一个教会中学念书，其实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是泡在戏园子里听戏。你爷爷经常教导我要做大官，光宗耀祖，我心里却想，祖宗我根本没见过，凭什么为他们活着。而且看着周围那些高官，尽管飞黄腾达、穿金戴银，却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父亲说由于看不到出路，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心里极为苦闷。这时巴金的书拯救了他，巴金为当时苦闷的青年指出一条光明大道，就是为人类服务，甚至为人类献身。这个高尚的人生目标，把父亲从悬崖边上拉回来，使他看到崭新的、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 

　　他回忆：“父亲去世后巴老在一封致我母亲的信中写道：‘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翻译，这方面他有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巴金拯救了我的父亲，也成为他终生的良师和最好的朋友。父亲常常对我讲起，当年选定做文学翻译工作之后，他曾经为选择莫泊桑还是契诃夫而感到困惑，是巴老的指点才使他数十年里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乎全部作品。五十年代的时候巴老经常到我家做客，他与父亲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有激烈的争论，父亲经常说：尽管巴老是他的老师，可是他觉得对的还是要坚持，‘我们越争越亲近。’可惜我那时候太小，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 

　　名家谈契科夫的荒诞戏剧 

　　刘文飞：我倒不认为契诃夫是荒诞派的作家，契诃夫有现代的技巧，他有荒诞意识，但是他和加谬的存在主义，或者荒诞的戏剧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真要说他跟荒诞派的戏剧相比，本质的区别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态度问题。我们多把契诃夫看成现实主义作家，他虽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一些，但是他对生活肯定的东西要多得多。 濮存昕：契诃夫很不满意把他的戏排成正剧，他说你怎么能排成悲剧和正剧？他会强调说：“我这个是喜剧”。不过，我想补充一下，所谓荒诞，其实体现在他个人觉得生活是有趣的。然而契诃夫在意的其实是“想什么”，这个“想什么”和“看什么”不一样。我以为：满足眼球的那些方式和满足思想快感的方式不一样。文化应该是无国界的，什么好就进来，没有问题，商业也好，市场也好，咱们也甭批判人家。 童道明：契诃夫应该感谢荒诞派，荒诞派戏剧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它的戏剧冲突是新型的戏剧冲突，它表现的不是人和人的冲突，它表现的是人和环境的冲突，这一群人跟包围这群人的社会环境的冲突，这种新型的戏剧冲突，追踪溯源就追到了契诃夫。契诃夫最了不起的是他吸纳了当时现代主义的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