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阿拉巴马州的许多年轻父母，给自己的孩子取名Scout。在根据哈珀·李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改编的电影中，Scout是个留着短发的假小子，性情而直率，敢想敢言，说话一针见血（Scout的意思就是“侦察”），在班上，她成熟得让老师都震惊，似乎只是为了要学字母表，她才留在教室里。她抱怨说“我爹什么都不做，不去打猎，不玩牌，不钓鱼，不抽烟，不喝酒，他就坐在客厅里读书读报。”小夫妇们在这个名字里托寄了对孩子的期望，也托寄了对自己——未来孩子眼里的自己——的期望。
　　Scout的父亲Atticus，为蒙冤黑人辩护的正直律师，终究让他的孩子们感到骄傲。Scout就是Atticus的完美翻版，当故事开始不久，女儿从父亲口中学到了“换位思考”这条至关重要的人生教训时，多少读者/观众在心里默默鼓掌。Atticus待两个孩子如同待成人一样，有问必答，有答必诚，每次跟孩子对话，他都视为身教的良机；但他又很清楚孩子毕竟是孩子，当他们犯了错误，不能像对待成人一样去呵斥与惩罚。他一直悬着心，不知这么教育孩子是不是合适。

 

 

　　Atticus为什么不打猎？故事中有解释。伏在松鸡的栖息地，一发散弹枪打得鸡毛满天，在猎人的道德观中这是一种纯技术行为，一种靠智慧来谋生和赚钱的手段，Atticus却不同意。因为别人的无知而利用他们，这是一种罪恶——他告诉孩子们——不管这个“别人”是法理上平等的他人，还是只受自然规则驱遣的畜生。他能做到99%的成年人都做不到的两个字：如一。就像好友毛迪小姐所说，Atticus在家里和在外边是完全一样的；当镇上的一群人将另一群人称为垃圾和败类，Atticus说，那些欺负、利用、剥削垃圾的人，自己就是垃圾。
　　你活在一个“傻子太多，骗子不够用”的社会里，你看Atticus的道德观，犹如夏虫观冰。作为民权运动、女性运动的结果，美国社会绷紧的那根政治正确之弦，已经发展到“反向歧视”的程度，肤色、婚育与否、年龄、出身等等都在雷区，不慎过问的人可能受到与过错不对等的严重惩罚，但看一看《杀死一只知更鸟》所造的那个道德理想主义的梦，你看到Atticus教育孩子们不能用种族性的语言骂人，你看到他明知胜诉无望，仍然为黑人Tom辩护，说他是一个无辜者，你就会明白，不管时过多久、境迁多少，人性的光辉就是人性的光辉。

 

 

美国作家哈波·李

　　哈珀·李是隐居者。美国好像善产一作成名后就隐居起来的作家，比如《麦田守望者》的作者J.D.塞林格。用善意人的揣测，突然的成功吓怕了他们，他们生怕抛头露脸过多，让追捧他们的大众失望。他们不是政客，身边聚集的人越多越得意，来到的场合层次越高越得意，他们是作家，是知耻的人，他们恐惧人多给自己带来的羞耻感，心想：“天哪，我有这么重要吗？”——他们也恐惧自己出现在众人之中，给更多喜欢自己的读者带去羞耻感：“算了，他/她已经拿自己当明星了。”
　　2005年的传记电影《卡波特》，已故的菲利普·西摩·霍夫曼出演卡波特，卡瑟琳·基纳出演女一号哈珀·李，来去奔走，总是一副风尘仆仆、心事重重的样子，一起谋杀案的分量压在这个沉默寡言的女人的心上。影片的故事发生在1959年，而卡瑟琳·基纳是以四十多岁的年纪饰演真实年龄不过三十出头的哈珀·李，她压抑而勉强的笑容以及无法遮掩的沧桑感，体现了人们对《知更鸟》的作者应该长什么样子的想象。

 

 

▲ 《卡波特》剧照

　　直到完稿的最后一刻，哈珀·李才给自己选定了这个笔名。Scout就是她自己，Atticus是她本人的父亲，曾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为一桩冤案辩护，是地方上受人尊敬的“乡贤”。乡中必须有贤，如渊中必须有龙一样，一方水土才能康健而富有生机。哈珀·李在《知更鸟》出版后就跟卡波特一起去堪萨斯州调查电影《卡波特》中所述的那起谋杀案，然后她就隐居起来，直到2015年，第二部小说《Go Set a Watchman》的手稿才被送到出版商手上。
　　有人研究过作家的“第二本书困境”：初试锋芒时他们什么都不会失去，一旦成功，想要再进一步就会患得患失，举步维艰。塞林格在《麦田守望者》后就很少出新作，拉尔夫·埃里森在完成轰动一时的《看不见的人》之后，雄心勃勃地想再写一本更好的小说，结果到死都没完成，留下了两千多页的手稿。哈珀·李也受到第一部小说的束缚，几度尝试新作，几度搁笔，不过，她并不是怕达不到人们的期望，而是总无法过自己这一关。因为，她不能想象自己写一本稍许轻松点的读物；她所中辍的一部小说，也是关于谋杀、司法、正义与良知的。
　　不接受采访，不出镜，不随便发表文字。除了“第二本书困境”，你还可以从以下事实里找到她隐居的原因：人们不仅以《知更鸟》的标准来要求哈珀·李，更以一位道德良知楷模的标准来看待她——Atticus和Scout这样的父女，难道是一个行为卑污、道德感模糊的人能写出来的？任何公众人物都免不了要被投放到灰色地带，无法自证清白，到时悔之已晚；但是后悔也是奢侈品，既然你已活在一个只求被人知道，不管是好名还是恶名的社会里，你总是踩着耻与非耻的边界，踩得稀烂。

　　2006年1月底我编译了一条新闻，才知道哈珀·李的个人情况。新闻说，哈珀·李获邀来到阿拉巴马州州立大学，为一次征文大赛颁奖，征文的主题就是“我与《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前四十多年，哈珀·李就在蒙罗威尔杜门不出，就连《卡波特》上映，和卡波特的昔年友谊重新进入公共视野，她也几乎不闻不问。然而，州立大学的50名获奖者，还有策划这项比赛的两个人（一位是伯明翰律师，另一位是该大学的前掌门），终于打动她出山，用盛大的午宴，迎接这位真正的“乡贤”。
　　只为孩子们。获奖的学生，有的写了他们在学校自助餐厅里亲睹的种族冲突，有的人写到受北方孩子“地域党”歧视的切身体会。从《知更鸟》所记述的1930年代阿拉巴马到现在，我们的社会起了哪些变化，哪些消失了，哪些依然如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他们多幸福，心灵被优秀的文学所塑造。

 

 

　　维基百科上记了一件关于哈珀·李的轶事：1966年，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所中学打算把《知更鸟》列入禁读书目，理由是它属于“非道德文学”。给孩子看的书不能涉及谋杀——用一个低幼乖驯的保护罩把孩子保护起来，这种思路我们是很熟悉的。哈珀·李回信，语多讽刺：“听说这本小说是‘非道德’的，我得好好数数从现在起到1984年还差几年——我可算遇到一个‘双重思考’的好例子了。”她的意思是，“非道德”和“文学”是自相矛盾的：文学怎么可能不道德，又怎么可以不道德？
　　一个好问题。换一种更直接的问法：你还期望你的道德感被文学所干预，你还期望在文学中看到良知吗？如果你还能感到耻辱，就去想一想Atticus和Scout，想一想哈珀·李，那个生活在不被注意的地方的无法撼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