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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好译、值得一读的厄德里克——张廷佺
2016.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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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易丝·厄德里克是美国当代最多产、最有成就、最富创造力的作家之一,是美国印第安文艺复兴第二次浪潮的代表物,曾先后获得纳尔逊·阿尔格伦短篇小说奖、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司各特·奥台尔历史小说奖、全国图书奖、国会图书馆美国小说奖等文学大奖。获得过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和全国图书奖两项桂冠的还有约翰·契弗(John Cheever)、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埃德加·劳伦斯·多克托罗(Edgar Lawrence Doctorow)、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雪莉·哈扎德(Shirley Hazzard)这样的顶级作家。
  自1984年《爱药》出版后,路易丝·厄德里克始终在文坛的聚光灯下,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追捧和关注。迄今,她已出版了十四部长篇小说、三本诗集、六本儿童故事等,涉猎广泛且部部畅销。她的作品被收入多部文学选集,已成为美国印第安文学、女性文学、少数族裔文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文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她的文学成就已载入美国文学的正典。
  《爱药》是厄德里克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已为作者赢得了无数荣誉。它初版于1984年,再版于1993年,本书为1993版的译本。1993版比1984版多了四篇短篇小说,也就是四章。我因为研究厄德里克的需要,曾将1993版与1984版逐字进行比对。1993版除增加了《小岛》、《复活》、《战斧工厂》和《莱曼的运气》四篇短篇小说(即四章)之外,原有的十四篇短篇小说(即十四章)改动了七十四处。在1984版中,拉什斯·贝尔共有十八个孩子,尼科特与伊莱是双胞胎,湖的名称是特考特,皮拉杰老头精通爱药的配方;而在1993版中,拉什斯·贝尔共有十二个孩子,伊莱是哥哥,尼科特是弟弟,湖的名称改成了马奇马尼图,皮拉杰老太精通爱药的配方。其他改动多为细小处,如衣服、颜色等。有研究者称,增加的四篇短篇小说使整部长篇小说更具有政治倾向,对白人殖民者和美国政府的控诉和谴责更加明显。
 
 
  先说《爱药》特殊的叙事形式。全书的故事有二十个之多,六个人物用第一人称讲述了十三个故事,作者以旁观者的口吻讲述了七个。全书的时间跨度为五十年(1934—1984)。往往一个故事的叙事者是另一个故事的被叙事者,一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另一个故事的次要人物,故事之间因此相互关联。人物的叙述或相互补充、重叠,或由于叙事的主观性而相互矛盾、相互消解。《爱药》没有中心人物,没有开端、高潮和结局。相关线索或隐或显,若断若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般读者所熟悉的线性叙事在本书中消失了。《爱药》似乎可以从任何一个故事,也就是任何一章开始阅读。面对由作者和多个人物分别叙述的、时间跨度达到五十年之久的二十个故事,读者就如同进入了叙事迷宫,容易迷失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和颠倒的事件顺序中。
  再说《爱药》与作者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的关系。《爱药》里的人物也出现在作者后来出版的《甜菜女王》、《痕迹》、《燃情故事集》、《宾戈宫》、《小无马保留地奇事的最终报告》、《四灵魂》等长篇小说中。可以说,只有读完“北达科他四部曲”(《爱药》、《甜菜女王》、《痕迹》、《宾戈宫》)之后才能弄清人物关系、事件的先后顺序和其中的因果关系。必须指出的是,“北达科他四部曲”里的故事发生的先后次序是《痕迹》(1912—1924),《甜菜女王》(1932—1972),《爱药》(1934—1984),《宾戈宫》(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但这四部小说却不是按照这一顺序写作和出版的。《痕迹》里的有些事件是《爱药》的背景,但该小说在《爱药》之后出版。换言之,《爱药》里人物的恩恩怨怨和对殖民者的控诉早有起因,而这些起因包含在后来出版的《痕迹》之中。此外,这四部小说的时间跨度部分重叠,同一时间段里发生的事件出现在数部小说中。这些都使叙事更加碎片化,增加了阅读的难度。
  厄德里克本人意识到让如此众多的人物分别讲述故事可能会引起叙事的极端碎片化。她在《爱药》等长篇小说中部分使用全知叙述,试图为读者提供必要的线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1986年出版的《甜菜女王》中,她在每一章的最后都用全知叙述对故事情节进行总结、补充或说明。出版商也意识到碎片化叙事给读者阅读带来的困难。在2005年重版的《爱药》、2001年出版的《小无马保留地奇事的最终报告》和2004年出版的《四灵魂》中,出版商加入了人物关系图,为读者提供了阅读指南。为了方便读者,我在书后也附加了小说中涉及的三大家族的人物关系图。
  厄德里克坚持称《爱药》是一部长篇小说,但不少批评家更愿意称之为短篇小说成套故事或短篇小说系列。不管怎么说,《爱药》的叙事方式非常特殊,这增加了阅读和翻译的难度,但从这苦心经营的叙事方式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化自觉。悠久、深厚的印第安部落文化传统为厄德里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资源,她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文化对她的滋养,意识到自己的文学之树之所以能根深叶茂,是因为深深扎根于“灭而不绝”的印第安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虽然可以用现有的情节写一本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但她坚持把十八篇短篇小说合在一起成为一本长篇小说,并称这是长篇小说的正统形式。这是对印第安口头叙事文化最好的继承和发扬。
  特殊的叙事形式还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平等意识。厄德里克在《爱药》中尽可能控制或减少全知的叙事声音,多声部取代了传统小说的独白,有人因此称《爱药》是复调小说的杰作。在《爱药》中,权威叙事消失了,人物与人物、人物与作者的声音是平等的,体现了作者的平等意识,是对传统作者的全知话语特权的解构。可以说,借用这一特殊的叙事形式,厄德里克机智地暗示: 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少数族裔应与主流社会享有相同的话语权,应该进一步得到尊重和平等对待。
  文学乃无用之用。假若没有文学,没有《爱药》这样的杰作,没有这样的文学真实,我们便很难听到美国印第安人讲述的故事,听到他们从心底发出的声音,走进他们丰富的内心,感受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迷茫和苦楚。厄德里克小说的内容是深刻的,形式是新颖的,所以厄德里克真的值得一读。
  《爱药》的书名也是该长篇小说第十三章的篇名,而且“爱药”这一短语在厄德里克的其余几部长篇小说中几乎均出现过。我曾做过统计:“Love Medicine”这一短语在《爱药》中出现过十三次,在《痕迹》中出现过两次,在《宾戈宫》里出现过七次,在《燃情故事集》中出现过七次,在《羚羊妻》中出现过两次,在《小无马保留地奇事的最终报告》中出现过一次,在《四灵魂》中出现过两次。这一短语在数部小说中反复出现,是使这些小说形成系列的一个手段,对揭示这些小说的主题有重要作用。国内现有的评论文章或美国文学史将“Love Medicine”译成“爱之药”、“爱的解药”、“爱的符咒”等。我考虑到这一短语的汉译要能够揭示小说的主题,适用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篇名,又要适用于它作为词组出现在小说中,故将之译为“爱药”。这一翻译得益于杨金才教授的点拨。
  厄德里克是《纽约客》的常客。2001年,应《外国文艺》之约,我曾将她发表在《纽约客》的新鲜出炉的三篇短篇小说(《屠户之妻》、《复活街》、《披巾》)译成中文,其特有的语言风格让我不胜喜爱。自2005年起,我开始集中阅读她的作品。2006年10月,我突发奇想: 如果把《爱药》这一代表作和成名作译成中文那该多好!译林出版社欣然同意,并成功购得版权。在翻译之前我就知道她的作品不太好读,动笔翻译之后才体会到比预想的还难。难就难在其与传统小说不同的叙事方式,也难在作者独特的颇具诗性的语言风格。齐佩瓦印第安人口语化的英语、特有的意象和极度简洁的独特表达让我偶有因难见巧的快感,但更多的时候让我举步维艰。幸好,友人Anita Watkins女士、Sue Gregory女士、John Bint先生和美国印第安文学专家Annette Van Dyke女士向我伸出了援手。他们凭借对母语的直觉和敏感,为我耐心解释小说的难点。书中的有些双关修辞是在他们的点拨之后才发现的。他们对小说难点的解释、对人物的评论、对印第安风俗和信仰的介绍大大减少了我对《爱药》的误读。2007年暑假,我在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进修,该校著名教授James King的课程和对我提出的问题的解答让我受益匪浅。也是在2007年暑假,Watkins女士和丈夫Donald Campbell博士(著名天文学家)为了让我深入了解印第安文化,专程驱车从纽约赶到麦克马斯特大学,带我去加拿大南部的一个印第安村落。他们在现场大半天的详细解说和介绍加深了我对印第安文化的理解。美国文学专家虞建华教授始终关心本书的翻译。没有这些友人和专家的无私帮助,本书的翻译对我来说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爱药》是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美国印第安长篇小说汉译本,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喜爱,并引发了我国学者研究美国印第安文学和厄德里克作品的热潮。这次上海译文出版社购得此书的中文版版权,并采用原译本,是对我和原译本的充分肯定,也是我修订译文的好机会。因而我对全文进行了润饰,对几个注解进行了修正并增加了一些注解,对原先理解不到位、表达不清楚的地方都进行了调整。例如,鲜少有人使用“Good Tears”这样的搭配,斟酌良久,结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我将其改译为“久违的眼泪”(原先译为“求善的眼泪”是不甚妥当的)。小说中的“Scales”除了可以理解为称重的地磅以外,还可以理解为“天平”,暗示美国法律对印第安人的不公,足见厄德里克的妙思。但遗憾的是,中文里很难找到一个词能同时表达这两个意思,我只能在此对这一绝妙表达做一提示,以免遗珠之憾。同样值得分享的是,在《露露的儿子们》这一章中,埃尔莎选择让贝弗利在盛夏与她的家人见面,她的家人对他完美的棕色皮肤羡慕不已,细读文本,这其实隐含着肤色政治;且盖瑞·纳纳普什的原型为美国印第安运动的领袖Leonard Peltier,由此可见厄德里克文字中的政治意图。在此次修订中,美国印第安文学专家Robert Nelson教授给予的帮助良多,在此深深致谢。
  原书的每个词、每个句子都承载着作者的某种用意,因此,我始终注意彻底消化文本,斟酌字里行间的深意,以期最大限度地转述作者的本意。我心里想着作者的同时也想着读者,并深信: 要让读者明白,先要自己明白;要让译文感动读者,先要让译文感动自己。我已尽全力,但译文的质量还得由读者来评说。
 
2013年12月于拉萨
2014年12月于上海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