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王永年于7月21日在京逝世。他去世的消息一传开，很多网友撰文表达纪念，传媒界、出版界、作家等纷纷对王永年一生致力于西方文学的中译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激。很多人回忆说，王永年翻译的《在路上》对他们的精神成长影响深远，而王永年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更是对很多中国作家在创作形式上的新探索影响深远。
王永年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翻译多部世界文学名著。以王仲年笔名翻译的系列欧·亨利小说，出版多种版本，受到英美文学研究者的好评，他又从意大利原文翻译《十日谈》、《耶路撒冷的解放》和《约婚夫妇》，是中国从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
王永年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的父亲解放前曾经是国民政府云南省盐务局局长，父亲英文很好，毕业于南洋工学院，该校是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小时候，王永年家藏书很多。父亲从小教育他自食其力，王永年从来都不伸手要钱，而是自己做家庭教师，给别人补习功课挣钱交学费。他从学校毕业时，父亲才给了他30块钱，他买了一套衣服上班去了。
王永年从高二直接考大学，高三下半学期16岁的他便被录取。上海好几所大学都录了他，因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学校，又是民国时期上海最好的大学之一，王永年就选了它。中学起王永年到处兼职挣钱，同时做几份家教，中学生小学生都教，外文更不用说。但做这活儿“精神上不太愉快”，因为请得起家教的都是有钱人，他们把王永年当佣人看。有时候学生太笨，学不好，身为家庭教师的王永年也跟着挨骂。
中学时代，王永年就打下了较好的多种语言基础。因王永年中学时本想学医，那时的德文医学院，也就是同济医学院的前身很有名，所以他学过德语。英文是非学不可的，抗战时期日文也一定要学，苏联革命的影响，王永年又用业余时间学了俄语。所以，王永年中学时就学了4种外语。
在那个年代大学的博雅环境里，王永年被熏陶出来。当时很多学者中英文贯通，甚至学贯中西。一些中文系的老先生，虽穿着长袍马褂，也是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教出来的学生英语都挺好，即使中文系的学生也可以用英文听课。有的课说好用中文讲，但竟然还有学生不给老师面子，把注册卡还给老师，说不上这门课了，要到用英文讲课的地方去。不过，这也是教会大学的特点，重视英文授课和使用英文教材。这样的语言环境，自然为王永年此后的翻译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
青年时代的王永年曾是著名作家张爱玲同窗，时隔多年之后他仍记得当初的情景：“张爱玲也在圣约翰听过课，我们在一个班念过英文。她头发留得很长，长得比较清秀，很清高，一般的人都看不上。你知道南方农村小孩穿的虎头鞋吧，有两个耳朵的，她就穿着这种鞋，黄颜色带一点红的比较粗的布做成的那种，到学校上课，很特别。我不记得和她说过话，她看不起人，我干嘛要和她说话？你别以为她怎么样，她有时候考得不如我好的。”
曾经看作是荣耀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的光环，在时代巨变之后反而成为负担，良好的语言能力也在新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王永年本来日、英文俱佳，后来日本投降，日文用不着了；抗美援朝，英语也不吃香了。找工作时，会英语非但不是一种资本，反而变成一种负担。尤其听说是圣约翰出来的，受过美帝国主义教育，对找工作没有好处。最后王永年是靠俄语找到工作，在学校里做俄语老师。可是不久，中苏关系恶化开始反苏反修，俄文也不灵了，王永年便自学了西班牙语。那时，全中国懂西班牙语的也不多，大学里有西班牙语系，但学校还没有毕业生。
王永年在云南教授俄语，学生喜欢上他的课，好多工作人员也来听他的课。但当时王永年的祖母和父母都在上海，希望他回沪，王永年便于1950年代初离开云南，王永年就以自动离职形式返回上海，工龄不能延续。回到上海后，一切从头做起。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招考外文编辑，王永年去应聘。400人报名，初招40人考试，最后录取一个。因在圣约翰大学良好的英文教育，王永年考起来不在话下。
本以为可以安稳呆在上海陪伴家人，没想到因缘际会又让王永年离开。1950年代末，新华社要成立西班牙语对外报道组，到上海寻找人才，通过中共上海市委打听到译文出版社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结果没有见过王永年就把他的关系转到了北京。王永年只身到了北京。到北京后，恰逢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他自己吃不饱，还要往家里寄粮票。直到1973年，王永年的家人才调到北京。
“文革”中很多知识分子受到打击。不过，因为王永年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翻译者，相对远离于政治，反而在时代的厄运中阴差阳错地寻觅到一方栖身之地。回首那段幽暗的岁月，王永年还是感慨不已：“‘文革’那些年，我过得挺安稳的。不是运气好，是人好啊！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你平时没有害人之心，能帮忙的时候帮人家忙，人家也不会下手来整你。但有人不是这样。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那时出个小错字就不得了的事情。比如说外文毛主席的毛是‘Mao’，打字机上‘O’和‘L’连在一起，你稍微手一滑，‘O’变成了‘L’，就变成‘Mal’了，‘Mal’就是坏的意思。真是不得了的事，反革命事件！造反派有一个头子，他就写成‘坏’了，你是造反派也不行，这是对毛主席不忠，要开批判大会。在此之前，因为我和他是住一个宿舍的，我就说这种事，人家比较容易理解，一字之差，很容易打错。他痛哭流涕地作完检讨后，反过来就把矛头指向我了，说，‘我这么错，王永年还轻描淡写，说只是一个字母之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知道我只是安慰一下他。”
“文革”结束后，王永年更在工作之余，专心翻译他认为应该介绍给中国文学界的西方作品，而这些被引入的西方作家如塞万提斯、博尔赫斯等，对1980年代中国先锋文学的崛起，以及文学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发生了重大作用。但在王永年自己的观念中，翻译仅仅是一种职业，没有那么神圣和高贵，他不愿意将翻译工作的意义过于拔高，这也反映了老一代译者的平常心，包括何兆武、杨绛、周作人等老一代作家和学者都是译作等身，但都将之看做很平常的工作。
王永年曾就翻译的报酬和方法对媒体说道：“翻译稿费一般是千字60元，翻译《在路上》也是按这个标准，翻一本书赚不到1万块钱。从1980年代起就是这个价钱，一直没变过，给翻译公司翻钱会多一点，一般都是商业文件，但要得比较急。翻译《博尔赫斯全集》，也就不到2万块钱，那本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每天译一点，定时定量，一点一点啃。其实处理什么问题也都是这样的，烦得不得了的话，就先把它剖开来，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就不累了。”
王永年生前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及是否怀念上海时说，他很怀念在上海的学生时代和后来短暂的工作时期，“我那时住的地方是上海最好的地方，我做的工作是出版社工作，收入也很好。就是没办法，新华社要办西班牙语的广播，到全国去招，最后把我给招来了，待遇还差得多呢。”
王永年的译作无疑在文学界和一般读者那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曾经的博尔赫斯迷、现在的《人民政协报》记者顾磊看来，王永年翻译的那套《博尔赫斯文集》，上面标明“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因其差劲的装帧，不时有书页从厚厚的书卷中掉出，随后被人胡乱地插回书中，因此，这套文集的小说卷在读的时候，忽然从这个开头走向某个残缺的故事高潮，然后又在另一个故事中收尾。出版社的失误造就了一本中文版的“沙之书”，同时也让人们牢牢记住译者：王永年、陈众议等。
顾磊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王永年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几乎就是我们文学阅读生涯中的圣经”。他还揣测，因为出版社试探性地出书或装帧差的缘故，这套书印数少，但它摆在同学的书架上被多人翻至页面泛黄，仍旧是大学寝室内的最珍惜书种。“因为译者精准的笔力，当时大家几乎无法接受其余的版本。后来有一套蓝色的博尔赫斯全集盛行于世，翻译的水准较之王永年等人差得太远，如同过完沸水的蔬菜，苍白虚弱，失去了翠绿和新鲜，让我无法卒读。”顾磊说。
翻译当然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活，就像晚清严复翻译密尔、斯宾塞等人的作品那样，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两种文明或文化之间的对话。在顾磊看来，王永年先生等人的翻译，无异于实现了博尔赫斯在汉语中的重生。
大学毕业已经快10年的顾磊，仍旧无法忘怀大学时代经由王永年的翻译而痴迷博尔赫斯的情景。他在回顾这段文艺青年经历时，仍记得王永年翻译的那些精彩段落：“可以想象，翻译这样的故事需要怎样的理解和笔力。这也是我们在读了王永年等人的翻译之后无法接受其他译本的原因之所在。比如‘他看到粉刷剥落的砖房，宽大而棱角分明，在铁路边无休无止地瞅着列车经过；他看到泥路上的骑手；看到沟渠、水塘和农场；看到大理石般的明亮的云层，这一切都是偶遇，仿佛平原上的梦境’。这种文字将我们带入了现实与幻想的中间地带，正是典型的‘由实入虚’的博尔赫斯式描述风格，这是王永年先生带给我们的。”
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赵武平和王永年相识于1990年代初期，此后成为老朋友。王永年翻译的《在路上》等作品就是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回顾老友王永年的一生，赵武平用“造化弄人”来形容王永年等老一代翻译家——他们的命运在大的社会、政治面前是不由自主的，“如果命运给王永年更多的其他机会，他可能就不做翻译家了。很多因素把他变成了一个不敢有大追求而谨小慎微的人，做翻译成为他施展才华的秘密通道。”
赵武平还说，为什么现在都说老翻译家翻译得那么好，现在的翻译不堪一击，“大家都忘了现在最优秀的毕业生都不选择做翻译，而老一代翻译家却不是这样，他们的确是他们那个年代的精英，他们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但国家并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施展天赋的机会，所以他们会在翻译上有超出后人的造就。”
赵武平说，“他的译作给无数文学青年以启蒙，但那时候读书不一定会注意到译者是谁。他后来翻译的聂鲁达、博尔赫斯在1980年代对文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王永年在一个个人空间相当受限的时代，以独特方式活出了个性与风格，更何况他还留下了那么多的翻译作品泽被后人。
作者：田波澜 来源：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