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先生去世的前一天，华东师大教授、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译者徐振亚去医院探望。

　　临走时，徐教授伸着脖子在草婴耳边说了一句“草婴先生，我隔天再来看你吧。”护工阿姨告诉徐教授，草婴先生的身体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反应了，现在似乎有了一点，这让徐教授稍觉放心。没想到一天后，也就是10月24日，却传来草婴先生去世的消息。徐振亚说，惊愕！惋惜！

　　“三无翻译家”翻译400万字托翁全集

　　“草婴先生是我们翻译界的前辈，我对他十分尊敬。我跟他交往有33年了，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觉得他在翻译、学术研究、做人、做事上，都是很好的表率。他的去世，对我个人来讲是很大的损失，对中国的翻译界、学术界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徐振亚对记者说。

　　80年代开始翻译《托尔斯泰全集》的时候，草婴只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有时候给学校学生做一些报告，其他时间全部投入翻译。“他没有职业、没有收入、没有职称，是个自由职业者。他开玩笑说自己是‘三无人员’。”

　　《日瓦戈医生》的译者蓝英年先生回忆了当时的情形：虽然草婴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但台湾也出版他的《托尔斯泰全集》，“我也在台湾出书，但给他的稿费要比我高得多，所以他的生活过得很不错的。”

　　2009年，上海举行果戈里诞辰200周年座谈会，草婴从医院出来，坐着轮椅参加，见了蓝英年，还非常亲切地招呼“哎呀你来了，咱们聊聊”。但翌年的圣诞节，蓝英年再去看望草婴的时候，他已经不认人了。

 

 

　　“时代派”走出来的翻译家

　　蓝英年比草婴小整整十岁，上世纪80年代初，草婴到北京开会，通过老友蒋路找蓝英年，蓝英年到宾馆拜访草婴，两人一谈倾心。后来接触逐渐增多，草婴成了蓝英年的“良师益友”。

　　2000年，草婴给蓝英年写了三封公开信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他是看了我的文章有所感而发。”在公开信中，草婴回顾自己的翻译生涯并激励蓝英年反思苏联文学，在中苏关系几经变换对苏联文学的影响下，他认真梳理高尔基等知识分子的人格，提出“重新评价俄苏文学”，并通过苏联作家法捷耶夫与斯大林专政对抗的经历赞扬苏联知识分子的良知。

　　他谦虚地说“我从您那几篇文章中了解了许多以前不知道或不详细的有关苏联文学的情况。”

　　因为北京与上海相隔遥远，蓝英年说在翻译上两人的交流并不多。蓝英年对记者说“我跟他不是一派的。他是时代派的，我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

　　所谓“时代派”，来源于苏联人1941年8月20日在上海创办的《时代》周刊，以及时代出版社。当时苏日之间还有外交关系，日本人没有查封这个出版社。

　　时代出版社里有一批俄语译者专门报道苏德战讯和战地通信，其中包括了后来著名的翻译家戈宝权、蒋路，以及把草婴引上革命和翻译事业的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建国后戈宝权、蒋路、姜椿芳和蓝英年都在北京工作。

　　那期间，草婴白天去中学读书，晚上和星期日在家偷偷翻译。徐振亚说，“所以他也是抗战老兵啊！”

　　当时中国没有俄汉词典，唯一的教科书是哈尔滨出版的《俄文梁津》。“通过阅读和翻译，我清楚地看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残酷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意义。

　　我认识到，反法西斯战争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一场搏斗。”草婴后来在《我为什么翻译》一文中如是说。

　　大爱大恨让草婴的翻译有了巨大的动力，俄语水平进步很大。当时苏联代表着进步力量，草婴“怀着悲愤的泪”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小说《学会仇恨》和《一个人的遭遇》。建国后，他又翻译了托尔斯泰、莱蒙托夫等人的大量作品。

 

 

　　从断裂的脊梁骨中竖起人道主义信仰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时，年仅14岁的草婴随家人赴上海避难，就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刚出版的《鲁迅全集》，并因此对俄罗斯文学产生兴趣。鲁迅本人也翻译过俄、日和东欧文学，他对翻译的强调也一直激励着草婴的翻译事业。

　　但真正让草婴产生翻译托尔斯泰全集决心的，是在文革中遭遇的苦难和困惑。

　　解放后，草婴的经历主要放在肖洛霍夫的翻译上，翻译了包括《新垦地》（旧译《被开垦的处女地》）前两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以及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该小说受到胡耀邦和团中央的重视，在《中国青年》上连载，影响很大。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女主人公娜斯嘉关心人民疾苦，敢于生活，与一些不良现象做斗争，后来很多青年人就学习这个形象。”蓝英年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但1966年文革爆发后，江青指斥肖洛霍夫为苏修文艺鼻祖，草婴成了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吹鼓手，被下放劳改。

　　蓝英年说，草婴在工地上背石灰，脊梁骨被压断。“一袋水泥有多重，一个书生能背水泥吗。”因为得不到住院治疗的资格，草婴只能在躺在硬板床上，一动不动几个月，让断骨自然愈合。

　　几个月的痛苦，让草婴开始反复中国文学的命运：江青为什么要首先抓住肖洛霍夫？同时，他凝神养伤，希望今后重拾翻译。“我想，万一我不能痊愈，那么下半辈子就没什么事可做，我也将成为一个废物了，可我还有不少事要做，我还要完成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的一项计划呢。”那时候草婴的“野心”还只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全集。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草婴开始《托尔斯泰全集》的翻译，穷尽20年时间完成了这一伟大事业。

　　徐振亚强调，草婴对俄罗斯文学和托尔斯泰的深厚感情来源于他对人道主义的信仰。“他觉得俄国文学是辉煌灿烂的，托尔斯泰作为杰出代表，他的著作贯穿了启智、人道的传统，我们所以国家碰到那么多的灾难，更应该持这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他是从这个角度来研究、翻译、介绍托尔斯泰的。穷那么多年的时间，把他的作品全都翻出来了，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有那么多的译作，在翻译界是不多的。”

 

 

　　一辈子从事俄苏文学，要做一件大事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建华是俄语翻译家倪蕊琴的学生，80年代他在课堂上亲聆草婴的文学翻译讲课，记忆犹新。

　　“草婴先生讲文学课很生动，他说以前有种种遭遇，现在我要好好搞些翻译。他发的材料都是油印的材料，就是他翻译的东西。发的材料除了托尔斯泰的，还有莱蒙托夫的。”陈建华说。

　　谈及翻译方法，陈建华回忆说，草婴的翻译“既保持洋味又要反对洋腔”。

　　后来陈建华也从事托尔斯泰研究，多次到草婴先生的家里去向他请教。草婴的的书房对着一大片绿色的草地，他就在那个书房里工作。

　　2010年，上海组织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陈建华跟翻译协会的秘书长商量是否请草婴，担心他的身体不好。但得知消息后，草婴先生说“我就要去”，最后坐着轮椅来，尽管看起来衰老了，精神状态却极佳。“原本只想让他说两句致辞，但他很激动很动情地讲他和托尔斯泰的联系，讲了半小时，他把自己生命的东西注入在里面了。”陈建华回忆说。  

　　草婴的托尔斯泰译本对文学界和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陈建华认为，草婴的翻译虽然不是绝对精确，但却给人非常强烈的感觉。“他翻译的就像是名作家写的东西，他能保持名家的味道和震撼力。”

　　蓝英年认为，草婴这样的翻译家，现在已经没有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认真，把翻译作为一种事业来看。出不出版，给多少稿费，都无所谓，但这是一个事业。他就一心想，我一辈子从事俄苏文学，要做一件大事，那就把托尔斯泰全集翻译出来。

 

 

　　俄语翻译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功不可没

　　俄罗斯文学对中国影响从“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始了。早期的翻译家包括耿济之、瞿秋白、鲁迅等，而草婴是在四十年代走上了俄苏文学翻译道路的。

　　陈建华比较草婴与其他俄语翻译家的区别。“戈宝权先生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他翻译的普希金的诗歌我看是最好的。但戈宝权先生涉及领域比较广，做外交官，也当学者，翻译方面却不如草婴先生，因为草婴先生是全身心地投入”

　　五十年代以后，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国文学里俄罗斯文学种类就占三分之二，数量占四分之三。1985年以前全国还有四分之一介绍俄罗斯文学。

　　陈建华指出，八十年代以后，包括路遥、格非等著名作家的写作都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很多今天中青年的俄语译者，也是在草婴等老一辈翻译家的影响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当代俄语翻译家汪剑钊对南方+记者表示，草婴先生的译笔流畅、传神，以出色的理解力和贴切的中文表达为那位俄罗斯的诗人小说家提供了一个范本式的翻译文本。“草婴先生极少参与翻译理论的探讨，更不作空洞的争论，而是以自己丰厚的翻译实践来证实自己、实现自我。他给我的启发就是，少说多做，踏踏实实静下心来做翻译。”

　　一位草婴先生的研究者评论说，“如草之青，如婴之纯。当我们再度审视草婴先生的翻译生涯和人生道路的时候，透过历史的长廊，我们感受到一种时光的沉重。同时也看到穿越时光的力量，那是从恬淡人生透悟出来的人格力量，是宽广而深刻的生命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