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选中我，诗也拯救我”
by云也退
散文也是分类型的，如果你想知道何谓“诗人散文”，那就该去读《小于一》和《悲伤与理智》，这两部书，都是布罗茨基在美国出版的，其时他的诗名赫然，尽管行家们早就从诗歌里领教了他的英语水平，即便他把自己的俄语诗译成英语，读起来也如同英语原创一般，但还是一片惊叹：诗人散文，原来不同于“散文诗”啊，不是一连串长长的、叮当作响的、富有节奏的句子；诗人散文，更接近于兰波对诗的定义：所有感觉系统性的错杂排列，绵长，浩瀚。
1972年布罗茨基被逐出苏联后，辗转来到美国，凭着很有限的国外关系，先后任教于几所学府，一边教，一边自学写英语诗。两个世界之间横亘着世上最宽、最险峻的深渊，凭着纯熟掌握的双语，布罗茨基一跃而过。语言对他，不但救命，而且干脆另造了一个家园，因此，布罗茨基再也没回去俄罗斯——他不需要有形的故乡了，再说他也憎恶它：在那里，他年迈的双亲死前都无法与儿子团聚。
极度的恨需要狂热的爱平衡，他眷爱诗歌眷爱到痴。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年仅47岁的他，也是那时，苏联才开始出版他的诗集，布罗茨基对此没有任何喜悦，用他的话讲，被禁的苏联作家解禁，或者被冤屈者得平反，都没什么可说的——强盗归还抢来的财物，你会感谢他么？俄语是他奉献忠诚的家，俄国？对不住了。
在这两本散文集里，布罗茨基的诗歌之爱，以一种近乎专横的姿态，纵横驰突在每一页纸上，就像神话里撒在地上的魔种，所到之处疯长着自豪和优越感。不过，不怕犯求全责备的忌，我觉得文章的质量也因其类型不同而有异。他带有回忆和自传性的文章，例如写自己早年生涯的，或是写父母的，以纪实性和宽广的爱而动人心魄。他写诗人的文章固然同样漂亮，不过友情多少盖过了他的评断，反而是写作家的文章，因为布罗茨基只读过作品，没见过作家本人，读来的信服力更强。
但他的偏袒都可以原谅，因为面对过于强大的敌人，他单枪匹马作战，必须向文学和书籍里拔擢能同他一起抗衡的盟友。也许，我们是被“论独裁”之类的文章说服，相信他眼里的独裁者就是事实中的样子的，因为不管是怎样的文章，布罗茨基的控制力都无比强大——控制他所写的对象，也控制读他文章的我们：读过他的文章，我们会同他一起神往永恒之城圣彼得堡，而厌恶伊斯坦布尔和拜占庭。
诗人散文的第一大特征，是华丽：任性地下许多断言，尽情抛掷悖论，以期打破固化了的常规论述，给各种观念重新洗牌，开辟一片新天地。他论曼德尔施塔姆时，有这么几句话让我着迷了很久：“一个诗人的获罪，因为他语言上的卓越，进而也因为他的内心的卓越，而不是因为政治。一首歌是语言不服从的一种形式，它的声音投去的质疑，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范围：它质疑整个存在的秩序——而它敌人的数量骤增。”写得真是漂亮，有一种兰波式的错杂紊乱，不针对具体的什么，但又无所不包。
这种诗性的感知，仰赖于诗人散文的第二大特征：一种对诗的咄咄逼人的信仰，相信诗远胜于散文，以及世间一切可能出现、也可以出现的东西。在写到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散文时，布罗茨基就霸道地说：“原则上讲，诗人是高于散文作家的。”谈到奥登时，相同的意思换了个表述：“和虚构作家不同，诗人告诉我们的是全部；不只是用他们真实的经验和感情，而且……还用语言，用他们最终择定的语言本身。”
这种信仰是神秘的，所有神秘的信仰，都会引发一些残酷的论断——布罗茨基对此有无意识呢？兰波的味道反复在他的文字里出现：诗不仅高于一切，诗还凌驾于所有的诗人之上，而唯一能俯视诗的，是语言，神圣的、上帝一般的语言。在布罗茨基这里，层级关系始终如此分明，一如一台森严的国家机器。
是语言选择我，而不是我选择语言，是诗选择我，而不是我选择诗。米开朗基罗说，雕塑早已存于石头里，雕塑家的只是把它从石头里揭示出来——是不是跟布罗茨基异曲同工？所以这是信仰，是宗教，在其中的人，都受着一个看不见的力量的摆弄、牵引、指导、训诫。在谈到蒙塔莱时，布罗茨基说：“一首诗，就是伦理和美学之间最密切的交互作用。”顺着谈茨维塔耶娃的话题，他又说“一个读者要么落入散文之手，要么，他会被送到一个地方，在那里被一首诗推开。”——人总是处于文学和文字之下。
他是真喜欢说极端的话。我有时甚至觉得，他有点盲目：不管写哪个诗人，那个人都是光芒万丈，伟人中的伟人。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卡瓦菲，奥登，一个个被他捧上了圣殿。奥登在他眼里是“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小说家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堪比乔伊斯、穆齐尔和卡夫卡，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美国文化圈出头的圣卢西亚诗人德雷克·沃尔科特，布罗茨基评论他的话被引用率极高，他说，沃尔科特的作品构成了“一个诗的群岛，没有这些作品，现代文学的地图只配做墙纸。”
《小于一》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9月出版
在《小于一》中，布罗茨基关于奥登“1939年9月1日”和茨维塔耶娃“新年献词”的长篇解读，在我看来是过度阐释的，把奥登和茨娃诗句里闪光的部分拿来同莎士比亚或但丁相比，再怎么说也不合适。可是，在每一段的最后一个句点之外，我依旧能感受到他喘息着的激情；他的错误，他的过分，都真诚得令人目眩。
我们得原谅他的极端。极端，同样是他的求生之道。《悲伤与理智》里有一篇1988年的“体育场演讲”，证实了他是多么喜欢以过来之人的经验，传授给年轻人以抵抗敌人——更重要的是辨识敌人——的武器：
“你们的敌人所做的一切，会因为你们对这一切作出的反应而获得意义或产生后果，因此，请赶紧从他们当中或他们身边走过，当他们还是黄灯，还没有变成红灯。要在意识中或言语中忘掉他们，不要因为自己原谅了他们、忘掉了他们而自豪，首要的事情就是忘掉。这样一来，你们就能让你们的脑细胞避免存储那些无用的鼓动；这样一来，你们或许还能拯救那些猪脑袋，因为被遗忘是一个比被宽恕更近的前景……”
他是有多在乎“刺痛恶魔们”啊！在另一篇论屈服的文章里也谈到这个看法：不要骄傲于“把右脸贴上去”，我们不要寄希望于来世，要在此世就坚决地寸步不让。我们不能指望以基督的恕道感化敌人，因为当下才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尽管这个恶魔倒掉了，但布罗茨基文章里的魂魄不散，就像一个技艺精湛的气功大师，在屁股下的椅子被挪走后，依然像一尊雕像似的令人可敬地站在那里。忘掉那些试图给你们制造痛苦的人，不要去关注那些让你们生活不幸的人，像这样的忠告，在没有布罗茨基的今日依旧在我的耳边轰鸣：忘掉那些自称身家上亿的人，他们乞求你的关注，以把一个无谓的数值兑换成更具体一些的满足感……
这些都是峻厉人生的峻厉领悟。但首先，能有这番领悟，也是因为他找到了诗，信仰和道德崩溃的世界里一张方舟的船票。诗是另一种极端，拴系于诗的信仰为敌人所无法左右：布罗茨基说，语言的恒久度超过任何现存或曾经存在的东西，包括时间。在演讲，在诗歌，在随笔里，他反复重申，文学针对政权的逆转和反讽，冷漠或轻蔑，正是永恒在对抗暂时，无限在对抗有限。“只要政权恣意干预文学，文学便也有权干预政权的事。”一个政治系统，作为社会中诸多常规系统之一，必须戮力于当下，进而发布关于未来的承诺，而一个以语法、文字、修辞来工作的人，终究有能力忽略它们，让它们挥出的拳头落空。
写诗和读诗，都是纯个人主义的修行。每读一首新诗，或者扩展开去，看一幅画，听一支音乐，下一盘棋，都是在接受一种美学现实，使一个人的经验变得更加私人。布罗茨基倚靠文学趣味来抵抗任何形式的奴役，至少伪装自己，同它周旋；拥有高级趣味的人不惧怕政治的约束和摧残。我们只需想一想，政治范畴里，出产的只能是怎样的语言，政治是一个多么低劣无能的形式主义者……
不过，说文学优越于政治，是在趣味上秒杀对方，以高洁的德性凌辱恶，也未脱自慰之嫌。抗恶的战斗，鹿死谁手从来没有定论，布罗茨基提醒我们谨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美将拯救世界，或者马修·阿诺德的话：诗应该拯救我们，这种拯救，“对世界而言，很可能太迟了，但对个体，总还是有机会的。”
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这个拯救何所指。以布罗茨基的经历来看，似乎拯救就是“出国”，“成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笑到最后。自1972年去国之后，走到哪里，人们都在问他，苏联是个怎样的国家，他对苏联的感情怎样，打不打算回去，等等。布罗茨基厌倦这些问题，每次回答得都差不多；他无法向人们证明，他并没把自己在国外取得的认可和荣誉视为一种胜利。
在巴黎，他的回答最详细：“我觉得很难想象自己变成一个旅行者或演员，旅行在我出生并长大的国家。把一个犯罪分子带回到作案现场，如果他在那里埋了点钱的话，是有意义的，但是回到曾经的就基本上什么都不是了。当然了，我可以去那儿，笑容可掬地说‘嘿’，接受祝贺，但是一想到要做这种事我就很不开心。我是说，我会总是反对这种事情……我想只是突然亮个相，就像一个自己旅行的个体那样，见两三个人……不过总之，我很怀疑能否如此。”
诗人之心，真的不足为外人道也。在美国，他跟苏珊·桑塔格、德雷克·沃尔科特、谢默斯·希尼这一级别的文化人来往。他还在美国结了婚，玛利亚·索扎尼，比他小十岁的一位记者，俄国—意大利混血，有种中世纪人气质，如同弗拉·安吉利柯画里的女子。在苏联时，他曾经与一位美丽的女画家相爱，还生了孩子，但那位缪斯终究跟了别人，还不让儿子姓布罗茨基的姓。
关于俄国的一切都在与他做对，故而他死心塌地在美国了却后半生，与之相反，就在布氏逝世一年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回去了，他从远东坐进为他特别定制的火车包厢，千里迢迢抵达莫斯科，他下火车时挥手致意的照片，不出意外地成为“历史性的瞬间”。但布罗茨基不喜欢任何浮夸，拒绝把生命活成戏剧。他尊敬索尔仁尼琴，推崇他为“苏联的荷马”，但他决不愿意被诠释为一个政治符号。
《悲伤与理智》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悲伤与理智》里还有一则文本极有意思。戏剧家哈维尔本来算是同行，一朝荣任总统，布罗茨基毫不客气地站在文化的至尊高度上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公开信，极尽训指之能：“您（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应该对人类心灵状况的真相一清二楚”，“使您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并非您的坐牢经历，而是您阅读过的书籍”。他提醒哈维尔，不要“模仿牛仔”——即模仿美国人，既然他已经看到了美国的问题“对世界的仇恨、不顾一切的自我肯定和利己主义的空前泛滥”。他说，要让国家更好，只需“把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东诺夫、加缪或乔伊斯提供给您的人民。”
所以，布罗茨基还是贴身藏着一件反讽的护身符，使他不至于不情愿地被自己暂且栖身的人群所吞没，被视为同一类人。美国总统还不如哈维尔，他“不是一位作家，阅读的东西也大多是些垃圾”。美国同苏联，在没文化这点上差别并不大。当年，布罗茨基也曾给勃列日涅夫写过公开信，但他知道，文化人讲话主要还是“刺痛敌人”，不能求回应：
“我不得不离开俄罗斯，我内心苦涩。我生于斯，长于斯，居住于斯，我灵魂里的一切都得于斯。我一朝不复为苏联公民，我也就不再是俄罗斯诗人。我相信我会回来，诗人总会回来，或以肉身，或由纸上……我们都命定了要走向同一结局：死亡。我，正在写下这几行字的人，会死，你，正在读这些字的人，也会死，我们的作品将会留下，但即使是作品也不会永存，这就是为什么，人不应该打扰别人写他自己的作品。”
但美国毕竟还是给文化人以尊重的。1991年，全美桂冠诗人的荣誉给了布罗茨基，大概让他产生了一点“孺子可教”的幻想。他在国会图书馆发表了一通讲话，很罕见地提出了一个实务性的建议：由政府出面，支持美国诗歌出版，把诗集发放到每个家庭，到每一家药店，到旅馆的每一个房间里和圣经摆在一起。他居然还放下架子替政府算经济账：5000万册诗集，2美元一本，在一个2.5亿人口的国家里慢慢地卖，卖个十年差不多卖光了。如果没卖光也没关系，把剩下的册子买到地下，让它们慢慢腐烂、分解。“总会有一个小孩愿意从垃圾山里找一本书看的，我就是那个小孩。”
这项公益计划后来还真的实施了，效果马马虎虎，只可惜布罗茨基没能亲自看着小册子售光最后一本。健康是他唯一的、真正的遗憾：过量抽烟，过量喝咖啡，完全不顾心脏做过两次大手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给他拍照，他都跟人伸手要烟抽，以至于1996年就早早去世。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里说，布罗茨基这个小伙子很棒，但“我担心他要落得一个不好的下场。”——这份担心基本落了空，唯其如此，我才觉着她看人太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