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vidualism，是译成带点道德色彩的“个人主义”，还是更中性的“个体主义”？不管哪种译法，我们都已进入到一个时期内，它的logo就是彻底的individualism，按理，约瑟夫·布罗茨基，这个在苏联度过前半生，在美国度过后半生的文人，应该快要过气了。“individualism，”他写道，“意味着一个人就是他自己，得我行我素，是我们骄傲的财产。但是，实现这一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吗？我把脚翘在电脑桌上，左手拿起一角披萨，右手不停地快进着一个悬疑片，微信上弹出一句话：“你俩礼拜没来，退工单还要不要了？”

　　微乎其微吗？我想，顺手打了两个字：“不要”。

　　布罗茨基就是不要退工单的。他向我们展示了何谓individualism：上学可以辍学，工作可以辍工，从16岁到22岁，换了十几份工作，其中包括一个翻尸体的活儿。他告诉我们动荡不可怕，关键是把经历过的事情统统看作命运的试炼。在接受沃尔科夫的访谈时，他就说到翻一具老太太的尸体是个什么体会：“她的皮肤蜡黄，又肥又软，突然就开绽了，你的手指头滑进了一层油脂里头。更不要说那个气味了……那是我经受的最大的试炼之一。”

 

 

　　个人（体）主义对他而言是不易获取的东西，需要支付高昂的代价。布罗茨基说，唯一的途径是“文学和私人化的阅读”——这个“唯一”像一片叶子，轻轻遮住了我们看不清楚的他的处境。1972年他离开苏联，带上飞机的唯一的书，是一卷邓恩的诗集；在苏联时他学波兰语和英语，找英语读物非常困难，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两本诗选，视若珍宝一般。两本书里有他的诗人偶像的照片：哈代、奥登、弗罗斯特，他读上几首就去翻看照片，想象着诗人本人会怎么读，怎样的神态，怎样的声音。

　　抵达个人（体）主义怎可能只有唯一的道路？但布罗茨基的“唯一”和“微乎其微”，产生于他所拥有的、如今再难重现的经验，稀奇的是，我们很难轻视这种经验，它们不只激励冷战时期的苏联人和其他有类似处境的人，让自由世界的人大开眼界，它们的力量，也不只限于激发年轻人的不满和“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许。现在我们可以任意调出某已故大诗人的原声，说不定还有一个长长的现场视频，我们不再赋予“私人化阅读”以良心对抗威权的意义，我行我素仍然要付出代价，但至少我们学会了忽略这种代价，然而，今天的布罗茨基依然有感染力，让我们很难抵御。

　　他在散文集《小于一》里屡屡提到，愤怒和怀疑是种怎样的体验。在列宁格勒，布罗茨基家住的公寓和象征主义诗人吉皮乌斯相邻，吉皮乌斯经常推开窗户，冲着街上的革命分子大叫大嚷。斯大林死于1953年，布罗茨基12岁，女老师把学生们叫到一起宣布消息，然后放声大哭，边哭边叫：“都跪下！都跪下！”所有人都开始抽泣，但布罗茨基哭不出来。回到家，他看到母亲也在抽泣，父亲在安慰她，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父亲给他使了个眼色。他立时悟到：我没有任何特定的理由，要为斯大林的死伤悼。

　　谈论《小于一》的人不计其数，而我想说，我看重的是布氏文章里的骄傲：讽刺也骄傲，愤怒也骄傲，叹息也骄傲。而且，他记下的一个个讽刺的或悲伤的时刻，都以个人的领悟作结，这又提醒我：不公正从不会因你的怨尤而退散，但你的专注，你骄傲的淡漠和一瞬间的领悟，能让不公正的拳头一击落空。

　　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文艺一度“解冻”，谁想乍暖还寒，当局又很愚蠢地禁印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文艺界甘当鹰犬，群起攻击这本书，遂使其发酵成一个令苏联颜面扫地的大丑闻，赫鲁晓夫下台后读了书，发现书里根本没有攻击现政权的内容，才懊悔莫及。然而，他做下的蠢事还不止这一件。

　　布罗茨基在1961年见到了他的偶像阿赫马托娃，当时帕斯捷尔纳克已逝，被禁言十多年的阿娃，是俄语诗歌黄金一代凋零后，令人伤感的“硕果仅存”。阿娃见布罗茨基，大有诸葛识得姜伯约的味道。两年以后，布罗茨基也步入了前辈的辉煌：列宁格勒的克格勃逮捕了他，把他关在克洛索斯监狱，年方23岁，他就被打入另册，因为他“不写对社会有用的作品”。

 

 

　　他的文章给每个读者留下了同样的印象：被捕是极高的荣誉，是对一个还没什么名气的诗人的巨大肯定——不要以为那些人不能欣赏艺术。他用自己的文章，把对自己的审判变成一个重要的文化乃至政治事件：指控他的罪名，有“持有一种对政权有害的世界观”，有“腐化堕落”，有“中学没毕业”，还有“社会寄生虫”。发在《列宁格勒晚报》上的一篇文章告诉读者，布罗茨基曾企图偷一架飞机，他还总是穿紫罗兰色的裤子。

　　庭审中有很多滑稽的插曲。有个人出来作证说，他儿子中了布罗茨基的毒，辞职不干了，整天嚷嚷着“我是天才”。另一个人说，布罗茨基大逆不道，他写死亡、时间、爱的诗歌鼓吹反苏。布罗茨基当场打断：说说，我哪一首诗反苏了？那老兄当然答不上来。

　　庭审内容都是被一个名叫弗丽达·维格多洛瓦的女人记录、并传播出去的。她是无助的布罗茨基最重要的帮手。事实上，苏联被禁的好诗人不止一人，但站在被告席上的是布罗茨基，脸上同时挂着吃惊和嘲讽两种表情。阿赫马托娃在　　　　　　1946年经历过的事，在他身上重演：被从一系列可能的候选人中抽出来承担国家的惩罚。他表现得很出色。

　　他被判流放五年。这里，我发现了他另一个不衰的楷模力量，即将险恶的待遇看作自我救赎的机会，不管这个待遇是威权者强压下来的，还是无情的生活偶然安排的。流放地点是在北方的白海边上，他以他最擅长的口吻写道：“我喜欢被流放的感觉。”虽然他是个已同化的犹太人，但他的幽默感却是犹太式的，苦中作乐的，他说，他的工作是铲粪肥，而国内的其他人都在铲屎——这让他有了一种归属感，与所有人情同手足之感。

　　国外很多机构和同行向苏联当局施压，结果，他被减刑，但当他最终被逼出国之前，他在国外仍然只有一个靠得住的友人：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俄国文学教授卡尔·普罗菲尔。克格勃给他两条道路：要么跟他们合作，可以在国内出书，要么就滚到国外去。布罗茨基两条路都不选，对方回答：那有你好瞧的。得到这句承诺，他才选择出去。

　　只能去美国。出国的第一站是奥地利，上飞机时带的东西很少：除了邓恩诗集，还有一套换洗衣物，一瓶伏特加——给奥登的礼物，以及一台大卸八块了的打字机，这是临上飞机前，几个好心的克格勃替他干的。不能不说，每每我觉得权力者退缩、让步、露出心虚一面的时候，它就立刻像挨了掌掴的懦弱男人一样强硬起来，这样，我才知道在诗人和国家持久的博弈中，两边的力量依然悬殊，个人（体）主义，依然是个需要赌上全部身家来博取的东西。

 

 

　　在赫鲁晓夫时代受审，在勃烈日涅夫时代被驱逐。在庭上，布罗茨基尚可与人对话，暴露对方的愚蠢，到被驱逐时，他离开的是一个装聋作哑的巨人。他给勃列日涅夫写去一封信，信里的几句话说得滴水不漏：“我不得不离开俄罗斯，我内心苦涩。我生于斯，长于斯，居住于斯，我灵魂里的一切都得于斯。我一朝不复为苏联公民，我也就不再是俄罗斯诗人。我相信我会回来，诗人总会回来，或以肉身，或由纸上……我们都命定了要走向同一结局：死亡。我，正在写下这几行字的人，会死，你，正在读这些字的人，也会死，我们的作品将会留下，但即使是作品也不会永存，这就是为什么，人不应该打扰别人写他自己的作品。”——总书记没回信，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读过这封信。

　　就是在流放归来到出国的这段时间，布罗茨基写出了一大批最优秀的诗篇，原来天生吾才，真的不怕被埋没。唯一欠缺的是身体——在《小于一》里他多次暗示，抗恶需要一个好身体，他自己却没做到。极度的神经质伴随了他一辈子，还有一颗脆弱的心脏，咖啡和香烟这两大嗜好，在1996年生生要了他正当壮年的生命。

　　布罗茨基的遗孀还健在，六十来岁，她是个有一半意大利血统、一半俄罗斯血统的女记者，但他的前妻——苏联——却死了。在事情过去二十来年后，我依然不觉得，可以把这称为诗人对国家、良心对暴力的胜利。胜利纯属偶然，布罗茨基多次暗示，我们必须与压迫我们的人比拼耐心，我们没有太大把握，但至少可以靠individualism保全自己。

　　他的文字里始终有坚实的东西在，因为他预计到，很可能要不了多少年，自己的斗争就将因为时过境迁而不值一提，于是，他写下了大量的批评文章，把读者的注意力从“文学抵抗国家”转到文学及语言的崇高价值本身。它一直在那里，你可以总是求助于它。在今天，你可以把“国家”替换为商业，替换为习俗、观念，甚至替换为性别和生活——如果它们约束你、钳制你、宰割你的话。

　　布罗茨基有只爱猫，名叫密西西比，不叫涅瓦，也不叫阿廖沙、伊凡、卡佳什么的，你可以解读为他的忠诚已转向了“新主子”，但小心被他嗤之以鼻：住在哪里有什么重要呢？诗人唯一的家园是语言。一个国家，再怎样也不等于它的执政党或政府，而等于它的人民。当年托马斯·曼抵达加利福尼亚，有人问他德国文学如何如何，曼说：我在哪里，德国文学就在哪里。布罗茨基也配得上这句话：我在哪里，俄国文学就在哪里。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 苏裔美国诗人，散文家。1987年，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