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灰发厚密如巢，一副特别宽阔的下颌，浅茶色眼镜，脸上的肌肉走向表示它们曾经紧绷过。他有一个我特难忘的画面：第一次见他时，他把我送出来，指了一个车站的方向，我走了没几步，就听他在身后高声喊我。我转身，只见他大步往我这里跑来，跑中还带着有弹性的跳跃，以减缓膝盖的压力。“我还是带你去车站吧，”他说。

　　哲学

　　2009年夏天，娄自良先生77岁，一米八三的身高一公分都没掉。我带着一本《温柔的幻影》去找他，在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几个中译本里，这个1991年左右出版的小册子是我读过最好的一本，不仅文字典雅有韵，而且，我将它与苏杭先生所译的《致一百年后的你》比较，两书中有交集的那几首诗，两人对原文的理解几乎完全一致，说明其准确性应该相当高。我见到娄先生，将这本书拿出来，看到他犹疑半晌的表情，才知道他早就忘了自己名下还有过这么一本东西。它是娄自良第一次 正式“试笔”俄语文学翻译，上世纪80年代的多数时间，他一直在出版社里从事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的编译工作。

 

 

　　于是我问他，这工作是不是很无聊？现在有谁还要看国产的大百科？何况还是……哲学？80年代的文化人的确热衷于引介西方哲学，不过那些有的还打着“内部参考”字样的书，或者一些二手货，看起来真的十分寒碜。

　　他笑而不答，转身从身后的书架上拿了本旧书给我：黑格尔的《小逻辑》。他的手脚有些慢，说话总是把每个字的语音拉得很长，因为身躯高大，在墙钟前移过时，钟的嘀嗒声都会忽而一轻。翻开那书，就能看到用圆珠笔做的细密的批注渗透在空白的页边和行间。“出狱后我40岁，之后我在工地上干活，白天挖防空洞，晚上就在读这本黑格尔，还有康德。”他说。

　　我推算了下，他坐牢的时间是1969—1972年。

　　娄自良的“家庭成分”不好，用兰波《地狱一季》里的一个词汇叫“坏血统”，所以1958年左右，右派的帽子早早就给他戴上了。他说，贺麟翻译黑格尔时是地下党，东躲西藏，偷时间翻译，比起来，自己能安全地读贺麟的译书，真是很走运了。牢狱之灾过后，他需要对付的只是时间。（他的老相识，另一位我多次访问的老翻译家王智量（1927年出生），当右派的时间比他还长，父母双双饿馁而死。王老后来写了本小说《饥饿的山村》，很有些影响。）

一个40多岁的男人，上海的家全被抄光，寄宿在穷亲戚家里，一贫如洗，每天挥锹运泥，夜里回来读书——这就是1972年的娄自良。而这样的日子还要持续6年。

　　我访问过不少翻译家，他们说起那段时间情绪都不错，因为下乡、下放、进牛棚改造的时候都能找到几本书，甚至还能做些翻译。他们很以这一点为傲。文化使人高贵大气，诚如是也。娄自良比他们还苦些，坐牢的三年半期间，他是没有书可读的，只能看四本毛选和《解放日报》。“出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几十本书，其中就有黑格尔和康德，还有马恩列斯著作的俄文译本，现在还放在家里。而且，我的身份太危险，随便找外语书，生怕又被人告发，只能买这种书才安全。”所以他说，哲学救他于危机之中。

 

 

　　右派

　　娄自良成右派之后，刚刚被流放，就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危险。流放地是新疆，因为他并没有什么过错被找出来，只是因为当时那个臭名昭著的“百分之五”的规定。

　　他当时在上海师范大学担任助教，历任教研室组长和主任，而且还在教研室里负责组织反右工作，待遇不错。他的落难，起因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里的一句卷首题词，大意是“我们的土地是用马蹄来耕的”，意指战乱时期。但是反右风一刮，他的教研室有个人被抓了出来，罪名就是他把这句话给抄了一遍。“我那时是负责人，就写了个辩护信给组织，替他挡了一下。”他措辞委婉，并没直说这个罪名安得莫名其妙，结果组织上一查，说他成分不好，索性直接打他做右派了。

　　“按比例，必须有一个人做右派。比例是百分之五，超过这个比例就要控制在百分之五，要是你说你这里都是好人，一个都抓不出来，那也不行，你怎么的也要凑出百分之五来。为什么定这个比例？我想过，是因为每一个一百人的群体里，杀五只鸡正好，不多不少，刚好够形成一种舆论，又不会脱离控制，然后就万马齐喑了。这真是通过精心策划的，超过了百分之五，人们就要怀疑：我们这里这么多坏人？‘坏人’之间也会互相交流、互相同情，事情就不好办了。”

　　但娄自良并没太多把柄可抓，于是给他一个从轻发落。1960年，他被支到新疆教书。他那时的职称没变，还是助教。同去的有个讲师，俩人都是右派。可是谈起那位讲师，娄自良说：“他连自己的妻子都检举，妻子生气，就反检举他，结果两人离婚了。”

　　“有一天晚饭后，我们一起散步，我告诉他，今天我到镇上去买了两双袜子，本想买一双，结果售货员说他们就剩了两双，让我都买去吧。你说这有什么不正常的？结果第二天，我被支书叫去了，支书问：‘你昨天干吗去了？’我说：‘没干啥啊。’他说：‘你是不是到镇上买袜子了？’我说：‘是，我买袜子去了。’他说：‘你这算不算囤积居奇？’”

　　娄自良这才知道，当晚那个同事就去汇报他的动态了。尽管如此，后来那人跟他关系还是挺近。娄自良说：“交朋友别太苛求，我考虑着，以后同他交往稍微小心就行了，既然你知道他是这么一种人。而且我想，你做人又何必如此，你就不怕领导看不起你？——那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辞职

　　我喜欢访问的老人家，大多有股沉潜的力量。他们谈到往事里的可傲之处时，不用怀疑他们在吹嘘什么。他们与往事平起平坐，往事里掀起的每一寸波澜都是他们自己真实的高度。娄自良最有魄力的一个决定，是他从新疆的学校辞职，回到了上海。连我都感到奇怪：都被流放了，不好好待在流放地，居然还敢辞职？后来他在上海遇上文革，蹲了大狱，就跟这次辞职大有关系。我问娄先生：“你怎么敢干这样的事情？”

　　他反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回上海？我在这里连家都没有，我父亲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把他送回安徽让我母亲照顾了。我回上海做什么？

　　为了泡图书馆——那时的上海图书馆有外文书库存，我要读那些书。但是，我这种身份可不行。我就想了个办法。我跑到华东师大去找一个朋友，我跟他说：‘现在图书馆里可以借阅外语书了，我能帮你办证，你只要写个盖公章的申请信就行，写文字都不必用水笔，铅笔就行。’他信我，就写了一张申请书，我拿着这张东西回家，小心地把铅笔字擦掉，换上我自己的内容，擦掉之后，那纸面不是起毛吗？我就改用毛笔写上字，免得被人看出来。”

　　娄自良的脑子好使，写好之后，他找了一个傍晚去图书馆，趁着馆员快下班时把申请递了进去。“他们干了一天，多累啊，光线又暗，看了看就草草地批了。接下去的8个月，我每天一早喝碗粥，就从暂住的五角场出门，跑到图书馆看书，中午图书馆关门，我就到对面邮局坐着，有时假装在那儿写信，坐到下午1点再回来。午饭我是不吃的，晚饭也是一碗粥。”

　　但日子只这样过，没有收入也不行。辞职回上海的娄自良什么也不是，就连找个单位干保安都不行。“结果，居委会给我联系到某个工厂去干活，翻钢砂，拎钢水，整天挥铁榔头，”娄自良说。8个月之后我才报上户口，这才干上了活，干了一两个月，他们看我还行，有劲，头脑也不错，也就放心了。于是，我的生活就此固定下来，白天劳动，晚上读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被抓进牢里。”

　　那天，我想让他给《温柔的幻影》签名，他推拒了，说这是太古老、太不值一提的书。2009年，他重译的《战争与和平》还在做最后的修缮，他说，等那本书出了再给我签。

 

 

——娄自良先生记（中）

 

 

　　文武

　　娄自良身上有股妖气，有经常发功的人的那种神态。我一直怀疑他有什么养生秘法，能在健朗中加入某些有关灵智的东西。最近一次见他，他终于告诉我，他百分之七十五的人生都在练少林寺的易筋经。

　　这个日后从文之人，得了许多习武的好处。“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经常去两个地方：一个是白渡桥，那里有个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练拳击；另一个是外滩的某栋楼，我在那里跟一个山东人的团体学武术。”但是，若不是抗战结束，生于上海的娄自良差点就回不来了，因为他那位敏感的父亲死活都不愿意在日占区过日子，于1940年辞了职，带着全家人回到了安徽农村大后方。那里抗日宣传声势震天，娄自良一度萌发了从军的愿望。

 

 

 

　　“回来读中学时，我13岁，才刚刚入学，国民党政府就来招收知识青年参加去缅甸的青年远征军。我都去报名了，招兵的人看看我说：‘你太小了，还是别来了吧。’”

　　但对军队的热忱，在他心里是落下根了的。他的家庭经济状况不佳，读到高二时，他就考虑要读可入军队编制的大学，而不是普通高校。他去报考华东军政大学，结果父亲不准，后来哈尔滨外国语大学到上海招生，他去报考并得以成功入学。那个大学原先是延安抗大的一个俄文队扩展而来，1950年时，校长是刘亚楼。

　　在他说来，当时哈外俄语训练的高度和专业度是后来的学校所无法企及的。“你问我的自信从哪里来？我跟你说，我们当时的有些课程，现在的学生都闻所未闻。例如，现在学外语，学语法就行了，但我们那时有‘历史语法’课，请了苏联专家来，讲授俄语语法的历史沿革——这是费了多大的力气。”

　　但培养外语人才，当时几乎完全用于备战。在哈外学了两三年，朝鲜战争开打，包括娄自良在内的一批俄语学生都被拉去前线当翻译。他记得，和他同去的女学生有许多当场就哭了，因为从没想到过工作居然如此繁累，而他们当时所掌握的外语用于实践又是如此之难。

“所以你看，我说我不会叛国，是有道理的。”娄自良说。

　　商海

　　之所以提起“叛国”，是因为娄自良有过叛国的可能——至少在其他人眼里是如此。我认识他之前，便有圈内人向我述说着他的传奇：他在俄罗斯做过几年生意，而俄罗斯，人所共知，在收买内线、招降纳叛方面一向处于全球领先水准。

　　我不知道太多内情，但看上去，苏联解体时，已年近花甲的娄自良拥有的人脉资源突然都活跃了起来。“我有一个俄罗斯合伙人，是个犹太人，从小在苏联长大。他当时到北京来，我的另一个朋友，是个女孩子，写信给我说，她已与这个俄罗斯商人谈妥，办一家贸易公司，而且希望中方的负责人由我来担任。”

　　仅仅是因为精通俄语，一个从未经过商、新近退休的出版社编辑就能在一家贸易公司独当一面？我十分怀疑，可是娄自良说，他的生意做得很大。

　　“给你举个例子，”他说，“我去西伯利亚，有很多前苏联退休将领都住在那里，他们看到我来，开口就跟我说：‘你要什么都行——机关枪、高射炮、导弹，尽管开口。’军火都能随便买卖——你不敢相信吧？可这就是俄罗斯。”

 

 

 

 

　　在出国之前，娄自良的一位校友，时任华师大副校长，刚从美国回来，带着香烟来看他。得知他不久就要去俄罗斯，这位老党员面色一沉，劝他别去，他说：“老兄，你当过右派，去了不会太平的，就算你帽子摘了，国家对你能放心吗？”

　　“但是我还是去了，我做好了思想准备。我告诉我的校友，我这个人，你说我会做什么坏事都有可能，但我不会叛国。万一那边真的有谁有这种意图流露，我知道我会立即拒绝。我绝不会幻想去接触什么机密，否则我不但要替自己的安全考虑，还得时时担心别人的安全：因为俄罗斯人来找我，本身就是机密嘛。”

　　娄自良有种脚正不怕鞋歪的自信：“你要是被克格勃收买，你还能企图身在曹营心在汉，做双面间谍？你不可能以个人之力对抗那个严密的组织，它会把你严密地控制起来，再说，我真做了双面间谍，恐怕还得不到本国的承认吧。”

　　他大笑，当右派的日子顷刻成了用于自嘲的谈资。在我想来：他真可以就差一点成了军火商，乃至差一点当了间谍的事添油加醋、大大吹嘘一番的，可惜他根本没把心思放在这上面过。

　　那位犹太裔合伙人是个研究所的研究员，因学而商，说起来中俄两国也是兄弟情深，中国文化人在90年代出现“下海”潮，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心里产生了“解体”的感觉。我问他，都做成了点什么生意？他说，主要是木材，还有有色金属、钢铁和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以及大兴重工业年代留下的丰厚家底，让邻国的商人十分眼馋。

　　“我做成的一些生意，是从俄罗斯买钢管卖给东北的一些公司，不过后来中方有关付款以及提供工业产品之类的承诺没有履行，反而要求再买一批钢管，两次一并支付。这么一来，我就不愿给他们办了。他们另找俄语翻译来办此事，也没成，因为俄方听不懂那翻译的话。那时中国的对外贸易简直是无骗不买卖。这笔生意让俄方吃了亏，不过我的中介费是拿到的，所以我也就懒得再帮俄方去追究。”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经济低迷到了令人垂怜的地步。“他们国内的企业就盼着往外卖东西。”娄自良说。他讲了个亲身经历：“有一次我去远东耶尔库茨克的一个百货公司，店里灯火通明，服务员都穿着白褂子，货架上却空空如也，就一双男鞋，一双半筒靴，一条裤子，没了。我把那双靴子给买了，是乌克兰进口的。在苏联时期，俄国只做重工业，由卫星国给俄罗斯提供日用品、农产品之类的商品，所以卫星国独立之后，供应链就断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里的人管我买的这种靴子叫‘星期鞋’，只能穿一星期，鞋底就掉了。我去莫斯科修鞋，找了个人问，说修不好，还跟我说，全莫斯科没有人能修，你就放弃它吧。”娄自良说。

　　他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问题问他：“你在俄罗斯到处跑，用什么交通工具？”

　　“当然是飞机，特别是在西伯利亚，那么大的地方只能坐飞机，”他说。“我经商的两年半里，俄制飞机的空难事情没少发生，我自己都奇怪，居然一次都没让我碰上过，还真是遗憾呢。”

　　我想，或许找他去经商的人认为他即便坐飞机掉下来，也能活着爬出来吧。这个人的生命力至今尚且如此顽强，何况“年方”60岁的时候。他能文能武且能商，一介全才，舍弃任何一个领域都值得惋惜，却有20年的生命是虚度了的。熟悉了他的人生，我觉得，我再没有资格因一事无成而抱怨环境、机遇、小人作祟或是别的什么了。

　　娄先生拿出他在俄国的老照片给我看，其时60岁，但看起来不过40来岁的样子，或许可以推测，他可能在40来岁时已有了60岁的长相。在这段岁月里，他像是被石化了一样，从没年轻过，也不会再衰老。从俄国回来，他才开始慢慢地搞文学翻译，才开始找回过去的梦想。

　　“文字会永远流传的，读者是不会绝种的。我放弃了很多个人的爱好，比如武术，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年轻时我还学过小提琴，后来也放弃了，就为专心做一件事。至于是30岁，40岁，还是60岁后再做，这个不重要。青年时代，青春什么的，我是真没有过，不过，”他拿起一本书，那是他新接的一个翻译重活——俄文版《布罗茨基诗全集》，“没有就没有吧。”

 

 

——娄自良先生记（下）

 

 

　　帝国

　　1992年，娄自良平生第一次到俄罗斯，仅仅花了两个星期就办好了营业执照。在俄方的外资委员会登记，又拿到一个执照。那时俄方要求，公司要有至少3000万卢布的资金，娄自良一文也无，除了懂俄文，全赖俄方合伙人之力，这些事方才办妥。

 

 

　　“我真是见识到什么叫‘没落帝国’，”他说。“我去莫斯科的国民经济展览馆，那个豪华啊，原子能馆、汽车馆、导弹馆……广场当中就是一架图—154，一个喷泉，周围伫立着16座真人身高的女郎雕像，镀金的，代表俄罗斯和另外15个加盟共和国。我去的那天，蒙蒙细雨飘在天上，门口立着16根旗杆，现在只有俄罗斯那面旗还飘着——另15个国家都独立了。这真叫一片凄风苦雨。不过那16座雕像还在，后来还重新镀过。”

　　我常听娄自良讲俄罗斯的事。解体后的苏联社会失序，人心动荡，住在莫斯科时，他去黑市弄了一支枪放在寓所里。这支枪不是装子弹的，而是装麻醉剂，遇到匪徒时可以把对方击晕。不过出门时，他一般不带枪，有一次还被劫走了整整500美金。“我就是带着枪也没用，我被六个人围住了，只能舍财脱身。”他说。

　　其实在俄3年，凶险程度还不如在国内的时候。娄自良在上海师范大学任职时，臧克家的儿子臧乐安刚刚入党，积极性很高，跟他说起学校里搞大鸣大放，问他要不要也写点什么。娄自良说：“我不傻，我感到这里面有陷阱——不是说臧乐安要害我，大家都不知道将来可能出现些什么样的后果。但我想，我不说理论，讲一些事实，总可以吧。比如说，我反映干部分配问题。我在北京的俄语高级研究班毕业之后，北京来了一个调令，调我去那里工作，可我不知道这事，是我一个在人事处工作的朋友给我透露的，说是被领导压了下来，从来不提，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们当时研究班毕业的人很少，因此能毕业的人在全国的水平算是很高的了。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这件事？”

　　他到西伯利亚，见识了冻土苦寒，仿佛重又回到了在西北的日子。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做易中天《品三国》等系列畅销书的一位老编辑几次找他，请他写回忆录，特别回忆那段特殊的日子。娄自良笑道：“我人微言轻，还是做翻译最适合。”